上海最早逆行者钟鸣凯旋。
钟鸣和其他医疗队员走下飞机。海沙尔 图
4月6日下午4点左右,MU7876航班准点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停机坪上,这是当日抵达的第二架载有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的航班,而钟鸣就正在此架航班上。下午5点07分,钟鸣抵达隔离酒店。
早在半个小时前,钟鸣妻女已等候在酒店门口,不时望向大巴驶来的方向。
当大巴缓缓驶入酒店,钟鸣在车内和妻女、市民挥手打招呼。下车后,隔着约10米的距离,一家人互相挥挥手。钟鸣的太太用手机记录下丈夫平安归来的时刻。一眼,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钟鸣 海沙尔 图
1月23日晚,小年夜,受国家卫健委指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驰援武汉,是第一位奔赴前线的上海医学专家。他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ICU病房,这里是全国最早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置身国内疫情最初的“暴风眼”,钟鸣身负重任,展示医者担当。他带领团队探寻有效的救治手段,积累临床经验,也摸清一些规律,治愈出院的重症患者与日俱增。
离别时刻,他说心情总是分外复杂。回首75个拼搏的日夜,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一一浮现在脑海,穿着防护服的他们,重叠成同样的身影。临别前一天,钟鸣特意又回到金银潭医院和大家告别:“就要离开武汉了,但真的还没记住有些战友的样子。没法一一话别,还是有些遗憾。”
收拾行装时,钟鸣发现出发时带来的行李箱竟然有点不够用了,要装到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在武汉的这么多天里,他收到了很多不知名的志愿者送来的东西,包括成箱的口罩、防护服,还有志愿者煲了9个小时的汤。
钟鸣说,他守护病人,武汉也守护着他。
扶危渡厄,医者担当
谁也没料到新冠肺炎疫情会突然爆发。
2020年春节,正如绝大对数国人一样,钟鸣计划和家人轻轻松松欢聚一番。他订了机票,准备带妻子和女儿前往澳大利亚旅行。前几年他去美国进修博士后,两个春节没和家人过,一直心怀歉疚,这次是难得的欢聚机会。
然而,疫情突如其来,所有人的生活骤然“变轨”。1月23日,钟鸣收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当即取消了一家人的度假之旅,准备奔赴武汉。
留给他准备的时间只有小半天。上午10点多接到指令,下午4点多出发。“家人其实很担心,但他们已经习惯了。”钟鸣说,妻子是医务工作者,清楚他的职责所在,总是全力支持他。他简单收拾了生活用品,中山医院为他备了许多可能用到的医药和物资。
临行前,女儿跟钟鸣深深一抱:“爸爸,我们等你回家。”随即他便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
1月23日,钟鸣作为上海首位医学专家启程驰援武汉。中山医院 供图
1月23日,钟鸣作为上海首位医学专家登上前往武汉的列车。中山医院 供图
1月24日刚刚抵达武汉,钟鸣顾不上舟车劳顿,当天进驻金银潭医院。他回忆,金银潭医院有3个ICU病房,最早的在南七楼,只有16张病床,根本无法满足大量危重病人。接着医院把楼下的南六、南五楼层临时改造成重症隔离病房,共同接收危重患者。他被安排在六楼,是当时危重病人最多的主战场。钟鸣抵达武汉后,发朋友圈回复亲友问候。中山医院 供图
“我当时在金银潭担任临床治疗组长,除此之外,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巡视筛查危重病人,巡诊,负责卫健委指派的一些工作。”钟鸣说。全面投入救治工作后,钟鸣意识到,“这次真的比较难”。
过去的经验忽然失效了
钟鸣带领着一支治疗小组,负责一个临时改建的ICU病区。每天,他平均工作10-11小时。一开始物资紧张,有时候要穿工业防护服,很笨重,工作起来很累。有时为了节省防护服,本来需要三个医生进病房完成的工作,就由一个医生完成,轮流进病房,这对医生的体力和精力都是巨大挑战。
很多时候,流转到他手里的病人已非常危重。“每个病人之前都经过种种治疗,不行了,再送到这里,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是最艰难的一群医生。”
医生们小心翼翼地对重症病人开展各种治疗,包括呼吸治疗、气管插管、俯卧位等等。如果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医生要做床旁血液净化治疗,甚至给病人上ECMO(人工肺)。每个病人每天的病情都在变化,钟鸣需要保持职业敏感,动态调整药物方案。
他不是没有见过“大阵仗”,恰恰相反,钟鸣在重症救治方面经验丰富,被称“ECMO大神”。他2002-2003年经历过SARS,2008年前往汶川地震现场救灾,已有将近20年重症治疗经验。
然而,这次情况却比想象中严峻。
“新冠肺炎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疾病,危重患者救治难度极大。”钟鸣数次谈及,一开始“措手不及”,最大的难点,是当地病人多,医院相对缺少人力和硬件资源。同时,当时人们对这种陌生疾病背后的机制尚不了解,过去积累的许多经验和治疗方法,在这里忽然失效了。
钟鸣发现,有的病人前一天还能交流,病情稳定,第二天突然就走了,“超出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每次碰到这种病例,他都忍不住难过。
许多人对ECMO抱有很大期望,称之为重症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但经过在武汉快速摸索,钟鸣早在2月初便大声疾呼,提醒众人:ECMO救治效果因人而异,不是万能的。
他们把ECMO运用到过不同病例,如果病人只是单纯的呼吸衰竭、肺功能衰竭,或单纯的心功能衰竭,ECMO往往能够起到很好的心肺支持作用。只不过,如果病人已经进展到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状态,那恐怕光靠ECMO支持解决心肺问题,也不能改变最终结局。
钟鸣(右三)中山医院 供图
疫情形势扭转了经过武汉最初一两个星期的摸索,情况渐渐好转。
虽然“依旧很难”,但钟鸣发觉治愈率逐渐上升。医护人员始终在探寻有效的治疗方法,积累临床经验,也掌握了一些规律,特别是流程优化和团队磨合,对救治助益良多。
有一个83岁的老太太,进来时非常凶险,给她吸氧不行,钟鸣用呼吸机无创通气,调整老太太的内环境,调整呼吸参数,避免了老人家气管插管。接着,过渡到患者仅用普通鼻导管轻度吸氧即可。再接下来,老太太核酸转阴,转回到普通病房去了。
危重病房有的病人意识是清醒的,眼神透露出强烈的求生欲。有个病人症状已很严重,看到钟鸣,就努力竖起大拇指说:“谢谢你,谢谢你到武汉,谢谢你帮助我们。”
“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所有付出,冒的所有风险都值了。”钟鸣说。
钟鸣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支援。中山医院 供图
随着全国四万多名支援湖北医疗队陆续抵达,物资从四面八方驰援而来,起初疫情最严峻的武汉,防控形势扭转了。在金银潭医院,钟鸣看到治愈出院的病人不断增加,所有医患士气高涨。他总结了三大因素:首先,医护人员对疾病的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治疗关口前移,不会等到不可逆的时候再去做补救性措施。第二,支援力量抵达后,救治能力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第三,宏观层面的整个隔离、分级、定点医院救治更加有序,转诊及时。
抗击疫情获得阶段性成效,钟鸣作为督导组成员,往返于多家医院,一个病区一个病区地巡视,对每个重症病人进行病例讨论分析。
作为最早一批外省市专家抵达武汉,每天病房和宾馆两点一线,钟鸣不是不害怕。他接触过危重症病人,知道一旦进入危重症状态会发生什么后果,不免也会感到害怕。“工作时不会想这么多,只有一个人独处时想得会多。”
他非常感激家人的支持,把家人视作精神动力。尽管工作疲惫,可一有时间,钟鸣就和家里人联系。家人很担心他,钟鸣告诉他们,自己会做好防护,一定会安全归来。
其实,病人的康复同样是钟鸣的精神动力。他说,病人因为治疗而获益,这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动力的源泉。看到病人康复,看到一个个家庭重新又相聚在一起,正常地生活,这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
疫情之后,最想做什么?这个问题钟鸣在武汉也想过。
他说疫情提醒人们,需要有成熟的系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重症医学科而言,需要平常做好准备,包括医护人员的业务能力,制度体系,以及必要的医疗设备。“回去我对我自己团队也会有一些新的建设”。
“(疫情后)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平常地过一个周末,重新体味,过去每一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这么珍惜,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可贵。”他这样感慨。(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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