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争议不断：违背“遗愿”还是传播思想

首部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出版，此为其中部分文集。? 信息时报 图

“值陈寅恪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国内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横排简体版陈寅恪集。”

近日，这则出版动向一经披露，便引发学界、业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舆论焦点在于简体横排是否有违陈寅恪本人的生前意愿、繁简转换是否可能出现偏差等。

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陈寅恪生于1890年，逝于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他曾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

本次推出的合集计九种十册，分为“史集”和“别集”两套。2020年3月先期推出《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

“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方便让更多读者接近陈寅恪，阅读其著，体悟其思，为广大青年文史爱好者、院校师生提供了一个便利、明晰的版本。”新华网的报道称，并且随着该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的问世，电子书也将同步发行。

是否违背陈寅恪要求繁体竖排的“遗愿”

3月23日，澎湃新闻“文化课”《陈寅恪著作进入公版，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出版引发争议》一文率先报道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

文章指出，“陈寅恪在生前曾要求自己的著作必须以繁体竖排的形式出版，此后出版界一直遵循此意不出简体字版作品。”

文章回溯了陈寅恪“遗愿”的渊源：“关于陈寅恪生前留有“不出简体本”的遗愿，已成知识界的固有印象。这一印象可能主要来自吴宓之女吴学昭的作品《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三联书店2014年）……而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的书信中，陈寅恪特别提到：“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此外，陈寅恪长女陈流求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曾表示：“父亲生前说过，他的一切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文史，确定出版物都要繁体竖排……””

而此次译林出版社简体横排版本的正式出版则是基于陈寅恪著作已进入了公有领域——文章称，“自2019年10月7日起，陈寅恪去世满五十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和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此后进入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也就是常见的公共版权，任何出版社和个人在不侵犯其修改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三种权能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使用……在一些出版人看来，既然进入公版，那作者的遗愿也就无从谈起，出版简体本完全合法合规，只是从情理上讲，仍有讨论的空间。”

文章提到，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看来，“陈寅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我想所谓文化托命的内涵之一就是他对于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和中国革命的扫荡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中国精英文化的苦心传承……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每一个字细细追索就是一部文化史。试想删繁就简之后中国的部分文字的外形已经与原意脱嵌了。”不过，唐小兵同时也对简体横排表示了理解。

对此，译林出版社出版顾问、《陈寅恪合集》策划组稿人江奇勇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陈先生对于著作排版的要求是基于某个历史时期的一种个人态度，并不是“遗愿”，“如果真的有“遗愿”，倒是值得好好思索推敲一番，先生的遗愿到底是什么。老先生必然是希望更多人读懂，而不是做形式上的封存。”

值得一提的是，澎湃新闻这篇报道网友评论获赞前两位正好代表了相左的两种意见：网友“以骏”称“个人的想法难免落后于时代，文字简化是大势所趋。在目前合法情况下，用简体字出版可以被认为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播而不是对作者意愿的违背“，而网友“dongwu603”则明确表示“简体字的陈寅恪作品，至少我是不会去买的”。

此外，知乎网友“qinglang12”提出繁体横排的“折衷”方案也代表了一部分网友的观点。他在“如何看待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提问的回答中强调，“时代在变化，阅读习惯也在变化，出版者为了更多读者去考虑并没有错，但一要守法，二要尊重作者。如果要变通，也应将对作者的伤害降到最低。”

梨视频3月25日跟进报道。译林出版社编辑王珏表示，“这对陈先生的著作来说是新的契机，而不是损毁。”她提到出版社并没有考虑横排繁体版的“折衷”方案，“我们觉得只要内容上纯正就是忠于作者，并不觉得形式是个很大的问题。”

江奇勇和王珏的观点也得到了陈寅恪研究者、《陈寅恪诗笺释》作者胡文辉的支持。胡文辉认为，“简体字足以传达繁体字所传达的内涵，通过简体字，一样可以呈现那个古典的世界，正如弗兰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也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来。”

3月29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陈寅恪的论著简体字出版合适吗？胡文辉：简体字一样能呈现古典世界》一文刊载了胡文辉的上述观点。

胡文辉称，“古籍简体并没有真正破坏文本的本来面目。简体字仍然有效地——更有效地——承载着古籍的意义世界……但今天，简体字完全成为主流，这样的语境中，对待陈先生见解的态度，不妨用陈先生对待王国维见解的态度——崇敬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同时，对他的学说要承认有商量的地方，“若只知亦步亦趋，依样画瓢，则有负陈先生遗说之大旨矣”。”

而关于陈寅恪的“遗愿”，胡文辉表示，“当时陈先生把繁体字看作传统的象征之一，在“传统文化雨打风吹的年代”，我们当然可以有“了解之同情”。”

繁简转换是否可能出现偏差

除了是否违背陈寅恪“遗愿”的争议，繁简转换是否可能出现偏差也成为此次简体横排版受到舆论质疑的焦点。

比如，据上述澎湃新闻3月23日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侯体健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简体版容易在某些语句中引起不必要的误读，特定的词汇更可能引起误读。所以，学术研究肯定以繁体为好。”

3月30日，爱思想网微信公众号“學人Scholar”刊发了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荀铁军的来稿《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可能沦为鸡肋版》。

荀铁军在文章中指出，“繁简字问题，专家多有论述，其中存在最多的问题是“一对多”简化字（“非对称性繁简字”）问题。“一对多”简化字是指的是简化字回复到繁体字系统后，不是“一对一”的简单对应，而是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字。“一对多”简化字包括：同音代替字、音近代替字和同形字。”

荀铁军认为，“在出版简体字的文言文学术著作时，同形字和非同源同音代替字的繁简字问题将会比较突出。因为文言文学术著作中“厂（hàn）”、“广（yǎn）”、“宁（zhù）”、“听（yín）”等字，用的也不少，极易导致理解的错误，或者根本不懂意思。“

江奇勇和王珏则在上述采访中，各自分别介绍了译林出版社繁简转换的工作。

江奇勇称，“我们新版《合集》延请领域内的专家和编校团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编校、审读工作。每一本书编辑、校对都在五次以上。对于繁简转换中出现的文字错误一一修正，而最艰苦的任务却是标点符号的调整。由于古籍中的标点与现代的标注方式有所不同，造成了阅读的困难。”

他还提到，新版《合集》依据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对底本的原标点做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尤其是考籍核典，尽可能全面、正确地添加了书名号，使得阅读更为流畅。除此之外，在编辑过程中，编校团队尽可能地对底本文字做了勘对，径改了其中存在的文字讹误。对异体字，除陈氏征引文献中的人名、地名、古籍名中的之外，均改用通行正字。

王珏表示，“我们的原则一直是不要改变原著的面貌，在这个前提下将繁体字和异体字来转为正字……如果繁体字或者异体字转为正字以后，意义如果会发生变化，或者它没有对应的意义，甚至没有对应的正字的话，我们就保留了繁体字和异体字；如果一个繁体字对应多个简体字，我们就会一个个去查，然后采用语境中意义相合的正字。这是非常艰苦的一项工作。”

4月1日，微信公众号“译林出版社”在这套《陈寅恪合集》的推荐理由中写道：“诚邀专业古籍编校团队悉心勘对，在不改变陈集原貌的前提下，改繁体字、异体字为通行正字，梳理陈集繁复的体例，对底本的标点进行了补充和调整，特别是引经据典之处加书名号，更正早先版本中的舛误，最大程度地改善阅读体验，把陈氏博大精深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读者。”

而就在这篇微信文章的精选留言中，有网友表示希望陈寅恪著作保持繁体，“这是对陈先生的一种尊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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