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绾的为官之道 韩云冲

朱熹在评价王安石变法时说，“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肆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而清代史学大家赵翼也说“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底于神宗之雄心也。”二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一个重大的失误是“引用凶（奸）邪”，即所用非人。

除王安石外，几乎所有参与变法的所谓“新党”代表人物，都被后世官修史书列入“佞臣传”。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熹和赵翼真没有冤枉王安石，提拔的就是一帮小人。可是倘若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下，就不免对王安石当时的处境有所同情了。宋代“重文轻武”，据说宋太祖给后代立下过不许诛杀大臣的规矩，所以宋代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史载宋神宗就变法问题咨询文彦博，“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宋朝的士大夫敢这样和皇帝说话，居然说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朱元璋在读《孟子》时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孟子真得庆幸自己死得早了，不然落到朱元璋手里，哪里还管他什么狗屁亚圣，肯定一顿好收拾了。不解恨的朱元璋下令把孟子赶出孔庙，把他认为所有不对的话都从《孟子》里删去，居然删掉了三分之一。

王安石的困境就在于，当朝的元老重臣们几乎一致反对他的变法，皇帝拿他们都没有办法，倘若不把他们从朝廷赶出去，变法根本就无法实施。而为了变法能顺利推行，就必须大力提拔一大批拥护变法的人进入朝廷，拥护还是反对变法成为王安石选官的唯一标准。很多投机分子就是看到了这一升官发财的捷径，就纷纷登台表演了。《宋史》记录了一个名叫邓绾的人，当时任宁州通判，看到王安石当时最得皇帝信任，就上书说“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把王安石比喻成辅佐明君的伊尹、姜尚，并以自己在地方上的工作观察证明变法深得人民拥护。此君对王安石“又贻以书颂，极其佞谀”。朝廷用人之际，这样有地方实际工作历练，又坚决拥护改革的好同志自然需要大力提拔了，在王安石的推荐下，邓同志进入了中央。由于邓绾的表演过于卖力，当时在京城的老乡们觉得这家伙真是个笑话，很多人痛骂他，面对别人的耻笑，此君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这就是很多人的为官哲学，只要能当上官，哪里还需要顾及什么名声和脸面。当时提拔的新进们也都和这种情况差不多，一帮以“升官发财”为目标的小人，打着“改革”的名义登上高位，会把朝政弄成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富国强兵”，只是所采取的措施有些过于脱离现实的理想化，那么他的这群帮手们就纯粹是为了敛财。好的改革措施由于所用非人，反而成了聚敛的工具，导致民怨沸腾了。

好在王安石本人的道德还是无可挑剔的，也还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后来“绾虑安石去失势，乃上言宜录安石子及婿，仍赐第京师。帝以语安石，安石曰：‘绾为国司直，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在王安石看来，邓绾本来是负责监察宰相等政府官员的，结果却为宰相申请皇帝的“恩泽”，真是不成体统。王安石干脆就“遽自劾失举”，向皇帝弹劾自己举荐非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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