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京郊梭草村调研

□刘成 杜淑萍

1961年初，为了扭转全国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农业。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全党各级领导纷纷行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找出问题，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4月初，中共北京市委、怀柔县委抽调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分成三个调查组。市委领导赵鹏飞、李琪、范瑾分别出任组长。赵鹏飞组到一渡河村，李琪组到北房村，范瑾组到梭草村，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后梭草村改为中央调查点，由中央农工部的郝忠仕同志接任组长，范瑾同志任副组长。刘瑞森同志当时在怀柔县委农工部工作，所以也被抽调，参加了梭草村调查组。

梭草村农民张田，有五间房，只老两口住。工作队进村后，就住在他家。白天和村民一起劳动，晚上或统计各种数字，或和村里干部群众开会座谈，针对粮食包产的指标问题、供给制和吃食堂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的设想和建议，为中央修订农村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了使政策更符合农村工作实际，邓小平同志亲自来到了怀柔县杨宋庄乡梭草村了解情况。

1961年5月5日下午3点多，邓小平同志和北京市的领导彭真、李琪、范瑾等同志一起乘汽车来到梭草大队。汽车停在街上，几位领导下车后在范瑾同志的带领下，走进了工作队的住处——农民张田家。张田的五间房，有个两间相通的大屋，怀柔人叫它“连二屋”，屋中横贯东西的大土炕，夜间是床，白天为凳，炕沿可容十几个人落座，这样的屋子是当时农村集会的理想场所。这一天，同志们有的在大炕上翻阅文件，有的在凳子上修改材料，忽听门外有人说领导来了，都赶忙起身迎接。可还未出门，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已经走进门来。和工作队的同志打招呼，握手之后，邓小平同志就坐在了炕沿的中部，左边是彭真等同志，右边是李琪等同志。郝忠仕组长代表调查组向邓小平等领导做了农村调查工作汇报，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粮食生产的承包指标问题；二是吃食堂问题。郝忠仕在陈述了现行农村政策利弊得失之后说：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征购应根据农民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他生产条件，年初就与农民定死指标，秋后按指标收购，所余粮食全归农民自己。梭草村的包产指标经和村干部协商已定为全年上交国家粮食46万斤。办食堂，由于各村的条件不同，所以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但总的说群众对“吃食堂”思想情绪不小。

邓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后，提出要直接听听群众的意见，工作队的同志就先找来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德臣、大队长张尚、支部委员李春荣。村干部们首先谈了对粮食包产的看法，说：粮食征购指标定死，大伙儿都觉得有奔头，因为像我们村，只要大伙齐心干，秋后不单能保证上交国家46万斤粮食，还能保证社员明年的粮食够吃。这时，邓小平同志说：“你们粮食产多了国家不多征，这能做到；但如果你们受了天灾没收成怎么办？”大队长张尚说：“我们这儿很少受灾。就是受了天灾，我们也有办法克服，绝不向国家伸手。”

在谈到吃食堂问题时，村干部就只说了些“吃食堂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吃食堂是好，可就是来了亲戚不好办”之类的话。听了村里干部意见之后，邓小平同志说：粮食包产指标要定得合适，不要过高，要让社员经过努力有产可超，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关于吃食堂问题要向群众讲明白：吃食堂和社会主义是两码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愿吃食堂的要把口粮分到各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有些事情从理论上讲得通，可能在实践上行不通。这种情况要以实践为准。

梭草村有4个生产队，每队一个食堂。座谈之后，邓小平等领导又视察了一、四队的食堂。从食堂出来，大家又来到村西麦田。这时的小麦已快要拔节儿了，邓小平同志看到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下午6点多，村里的干部群众在田间依依不舍地和邓小平等领导握别。

邓小平同志来梭草村虽短短几个小时，但对党的农村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农村的实际，对粮食包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因而调动了梭草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300余户的村子，当年除完成了上缴国家46万斤粮食外，还使全村第二年的口粮有了保障。也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对“吃食堂”问题的明确解释，才使这一不合国情的做法得以纠正。

（据2003年《中国档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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