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诗人们的一次洗礼

2020年初春的中国，下了一场悲情的雪。

恶疾如地狱中的飞沙走石，撕心裂肺，摧花折柳。

长歌当哭。全国的诗人们落笔哭春，向那些抵挡在死亡前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歌颂英雄们的高尚心灵。

短短的日子里，中国诗歌学会收到近2000封邮件，4000首诗歌作品。《有的人活着》这首诗，一经推出，已有122万人阅读分享。由《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推出的这首诗的朗诵版，反响强烈，收听量超过50万人次。一批优秀的朗诵艺术家主动为诗人们的作品配乐朗诵，为武汉加油，有情与义的声音增强人们战胜疫魔的信心。

首师大附小五年级的学生魏逸航在他的诗句中坚信“逆行者，一定赢！”当他向着遥远的武汉轻呼“我们不管你是天使还是战士，/请接受我/一个少先队员的敬礼！”时，我们的双眼怎能不湿润呢？浙江诗人汪啸波写了一首哭泣的诗，在诗中，他悲痛地倾诉：“在这个寒冷的元宵夜/我为一位陌生人哭泣/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这是一首诗的挽联，清白、纯洁。发自心底的哭泣，是对生命崇高的审美。“此刻，诗是该掩面一哭？还是冲天一怒？我假若还有些许风骨，就该凛然登高一呼！”诗人李松涛在大悲之中，以血性的诗句仰天发问，表达了诗人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反思。在新时代，诗人依然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如果心怀大爱，手中就握着一支如椽大笔。在笔尖直抵人的灵魂深处时，一句句普通的诗句直接描绘出民族的风骨、时代的脊梁。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句钢筋铁骨的诗，是艾青先生创作于1937年的《煤的对话》的结尾。我们重读它时，怎能不为一个民族的战士在民族的灾难时刻决心以生命之火去争取自由和光明呐喊而动容呢？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上，永远璀璨而神圣的那些诗人们都是时代的在场者。李杜精神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传承。今天，大众之所以对当下的诗歌写作者有诟病，就是因为许多诗人从中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课堂上逃学了。结果，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荣，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整天哭哭啼啼，自艾自怨，自暴自弃，撒娇耍横。所以，面对重大历史课题和事件，如果失去了审美能力，写诗就是无效的。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些诗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他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的这句断言奉为圭臬，以此作为在重大灾难面前噤声收笔的理由。身为一个诗人，我带着这个疑问于2013年9月在德国的城市特里尔参观了一个纳粹集中营旧址。一个讲解员很愤怒地告诉我，二战后，德国人不敢面对这个可怕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选择了集体遗忘，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随着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德国奥斯维辛大审判的开始，德国知识分子才认真面对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才开始反省。他说，就举这个集中营为例。曾经关了15000多人，没有一个人逃出去。集中营就建在一个村子旁。但战后，村民们居然都说不知道这回事。讲解员摇着头，我突然明白了阿多诺的意思。他真实想说的是，面对奥斯维辛，我们都是受害者，也同时都是旁观者和麻木的人。身为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写诗呢？

诗人们，还记得吗？与阿多诺同是纳粹的受害者和揭发者的德国诗人策兰，认为诗歌艺术不能回避大屠杀。他作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人，以高度的写实性在1945年4月创作了著名诗作《死亡赋格》。这是诗人和诗歌对反人类行为的审判，也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灾难来临时，诗歌艺术的作用体现。

新冠病毒是无法用诗句杀死消灭的，但诗句可以歌颂面对灾难的勇者，批判懦夫。让人们的灵魂颤抖，让哭泣的悲痛坚强，让人们于虚无之中看到希望。

所以，艾青先生说，“问题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角度去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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