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防疫要充分发挥网络和年轻人的作用

我家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截至2月2日24时，宜昌市累计报告新型肺炎确诊病例392例，死亡1例。宜昌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我在武汉上学，1月20日回的老家。作为一名“武汉返乡人员”，我是我们村疫情防控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我看来，我们村的疫情防控状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以1月26日（正月初二）为分界点，两个阶段的疫情防控效果相差甚大，对比来看，农村疫情防控的关键是建立村民对疫情的正确认识，引导村民自发防控。希望这份调研报告能对广大农村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有借鉴价值。

一、第一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

我的家乡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得比较早，1月20日之前，就要求返乡人员到卫生院登记和测量体温。我1月20日到家，1月21日就收到通知，要去卫生院登记并测量体温。接下来，随之疫情越来越严峻，我的家乡也进一步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

首先，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来防范病毒传播。1月24日，宜昌市全面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当天14时起，宜昌市区所有客运交通暂停运营，出租车和网约车严禁出城区。1月25日早上6时起，宜昌市对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实行交通管制，全市进入交通封闭状态。在我们村，1月24日就封闭了村与村之间的道路，一开始采取的方式十分“硬核”，用石头和货车直接堵路，现在已换上了可以开关的栏杆。

其次，建立了精确到人的排查体系。对武汉等疫区返乡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填写健康登记卡，做到“人员全登记、健康全监测、活动全管理”。督促疫区返乡人员严格落实自我隔离措施，并在门前悬挂隔离标识。村干部天天给我父母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家门上也被贴上了“武汉返乡人员，请居家留观”的告示。

最后，严禁举办多人聚集的酒席宴会、文体娱乐活动。在我家乡，春节前后是人们举办酒席的最为密集的时期，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给这个“传统风俗”刹了个车。

此外，我们村还采用了给垃圾箱消毒等其他防疫措施。

二、第一阶段疫情防控工作效果有限

交通管制基本杜绝了群众在乡镇之间的流动，排查工作实现了对城镇社区返乡人员的全面监控，但在农村社会，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依然有限。据我观察，村民虽然不在乡镇之间进行流动，但是在村与村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流动却依然频繁；返乡人员的隔离工作也并不到位，我的一位同村表弟，和我一样从武汉回来，年前还在宜昌打工，回来了还常到我家串门；不仅如此，村民对集体活动依然保持了高度热情，例如我外婆的村里，除夕当晚村民还一起集资举办了联欢晚会。村里疫情防控工作呈现出一种“外紧内松”的状态，很多村民依然我行我素。这一结果的形成存在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村民对于疫情的认识并不清晰。很多村民都认为我们村地处大山当中，“病毒再厉害，怎么可能到我们这里呢？”年前当我让父亲帮我去村卫生室买温度计和口罩的时候，父亲还斥责我，“搞得这么夸张干什么？”不仅是我的父亲，其他村民对于疫情的认识也大多如此，腊月二十九（1月23日），我们村还有很多村民到镇上去买菜、办年货、走亲访友。当村民缺乏防疫意识的时候，就不会主动地采取防疫措施，而是将各种防疫措施看作是对自己的束缚，只要有机会，村民就会“钻空子”。

第二，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治理资源有限，难以在农村社会中实现精细化防控。我们村是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人口多达3000余人，由于地处山区，大多数村民都是在道路两边建房居住，十分分散。同时，村里的道路极为复杂，据我所知，我们村至少有5条公路可以出村，还有很多林间小路。面对这样庞大的人口、分散的居住状况和复杂的交通情况，我们村的治理资源却极为有限，两委干部仅有5人，外加10名小组长，村集体经济更是孱弱，一直处于负债当中，这导致我们的防疫工作倍加困难。在进行交通管制的时候，村级组织根本无法实现对全部道路的精细管控，只能抓大放小；在对疫区返乡人员进行排查和隔离的时候，村级组织也不可能对全部武汉返乡人员进行实时监督。虽然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做了很多工作，但防疫的效果全凭村民自觉。

第三，村庄社会充满复杂的人情关系，这些人情关系会软化防控措施。防控措施必须依靠村干部和小组长来完成，这就给了村民利用人情关系软化疫情防控措施的空间。例如我们镇内部的道路虽然都封锁了，但是主要的交通要道都是采用“栏杆+人工”的方式进行管制，一些村民想出村，只要给看守人员“打个招呼”，就可以在村与村之间流动。

三、第二个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

第二阶段，一个重要的转变在于村民对疫情态度逐渐严肃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宣传工作的逐渐加强。

首先，社交网络对疫情信息的频繁传递让村民逐渐了解到了疫情的严峻性。在我们村，村民获取疫情信息的第一个渠道是微信和抖音等网络媒体。例如我母亲每天都会关注网上的信息，查看每天全国的确诊人数等相关数据，由于最近确诊人数剧增，母亲开始将疫情比作“瘟疫”。

其次，政府和村级组织也加强了对疫情和防疫知识的宣传。1月27日，宜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防控知识的宣教力度。当天我们村就做出了响应，安排了一辆车，载着一个大喇叭，播放着各种防疫顺口溜，例如“不走亲不访友，不在外面到处走”、“出门必须戴口罩，人多不去凑热闹”等，这些顺口溜朗朗上口，深入人心。不仅如此，像我这种需要重点关注的武汉返乡人员，还经常有村干部上门进行教育宣传。实际上，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宣传并非是具有多强的专业性，而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当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展开密集的宣传工作之后，村民马上就认识到了“政府都这么重视了，看来这一次的情况真的很严重”。有了村民的认同，各种疫情防控规定和措施在执行时就简单多了。

在交通管控上，当村民转变了认识后，走亲访友的情况自然就少了。例如在我们村，现在几乎所有村民都是在自己家里独自烤火，走亲访友的情况基本绝迹；在对返乡人员隔离留观的问题上，一些需要隔离的村民自己的隔离意识都逐渐加强，即使有的村民不自觉，其他村民也会主动将其劝返。例如我本人，1月27日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准备到后山上爬爬山，但是在路过一户邻居的家门口时，被其要求不要过他家门口，于是我只好悻悻而归；我们村一位80岁的老人于除夕当天不幸离世。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儿子必须要好好地为老人办一个葬礼，表示孝心。但由于大家都有了防范意识，结果连抬死者上山的人的找不到了，一直等到村干部帮助找人，才找到了几个愿意帮忙的村民。至于那些办寿宴和小孩周岁宴席的村民，更是早早自行取消了。

四、农村疫情防控要依靠哪些力量

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与城市不同，相较于城市，农村社会是高度不规则的。疫情防控方案在农村社会如何落地是防控的难点。

要想在农村社会中贯彻好防疫措施，一定要让村民认识到疫情的严峻性和防疫的重要性。当村民建立了正确的认知之后，才会被动员起来，自觉参与到疫情防控战斗中，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要强化对疫情的宣传工作，很多村民最先是通过抖音和微信来了解到疫情的，因而在农村疫情防控中，需要灵活使用网络渠道来进行疫情信息的迅速传递，例如我们村从1月25日开始就每天在村里的微信群中发布信息，进行号召，效果十分理想。

其次，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要行动起来，深入到村民家中，积极动员群众响应防疫工作号召。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是国家在村里的代表，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因而他们的动员行为不仅具有治理意义和宣传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信号意义”，对于农民而言，能让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忙活起来，找上门来的事情必然都是重要的事情。

最后，在对村民进行动员时，可以灵活地使用“年轻人”这一治理资源。虽然同样是农村居民，但是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对于疫情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相较于中老年人，年轻人对于疫情的认知显然更为迅速，因此，在发动村民参与疫情防控的时候，可以以年轻人为突破口，将其变成疫情防控的重要资源，利用他们来改变家中中老年人对于疫情的认知，进而实现对全体村民的动员。

（作者望超凡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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