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袋华人家庭的教育模式

【编者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于2018年牵头启动了南京大学本科生国际科考与科研训练项目“中国人在海外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状况系列调查”。高校教师带队，与本科生一道走出国门，每年前往不同国家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团队通过观察与访谈的方式走进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区，力图阐释华人在海外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2018年，项目组调研在韩国生活的中国人。2019年项目又选择日本东京都丰岛区的池袋华人社区开启第二次调研。整个调研过程历时近两周，研究团队共完成了对30位池袋华人经营者的深度访谈。澎湃研究所从社区形成历史、身份认同、社会网络建构以及家庭关系四个角度整理了此次调研的四篇文章，展示池袋华人的生存图鉴。

日本移民局数据所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前在日中国人（未入日籍）的数量已达70多万，约占在日外国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十几万未计入统计数字的已归化华侨。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在东京及其周围的“首都圈”区域。

这些华人在日本社会是否融入了当地社会并建立起与当地人之间的互动？长期浸润在日本文化的环境中，对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日两国的家庭制度存在诸多共同之处，子代对亲代的代际支持在两国的家庭价值规范中同样被强调。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家庭发展亲缘依赖网络的凝聚力要弱于中国家庭。

池袋标志性商铺“阳光城”。本文图片均由南京大学“中国人在日本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状况调查”科考队提供

移民家庭中，代际关系不可回避的一环是亲代对子代的培养模式，这涉及到父母对子女的身份期望、学业期望和未来发展期望。先前有研究表明，在日中国人对子女的文化认同期盼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尽快融入日本主流竞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并不愿意子女完全忘记或丢弃自己的中国身份。

本次调研接触到的访谈对象基本上都来自带有中国文化背景但在日本社会生活的移民家庭。在接受采访的三十位池袋华人中，大部分已婚并育有子女，其中有三位与日本人缔结了跨国婚姻。其余有的先在中国结婚，等产业稳定后再将配偶和子女接至日本，也有旅日后与当地华人相知相识而成家的例子。

本文挑选了两个案例，呈现在日中国人家庭对子女教养的态度和特点。

“将来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还不一定呢”

2006年来到日本的餐饮从业者ZH先生至今不太会日语，他形容自己“上街买东西靠比划”。早年从事厨师工作的环境也不太用得上日语，真需要与当地人打交道时，ZH先生往往依靠懂日语的中国朋友翻译——这些朋友大多都是他餐饮店的常客。孩子出生时，ZH先生留给日本医院的联系方式甚至都是朋友的号码。

ZH先生和妻子共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2000年在中国出生，他五岁的时候，ZH先生就到日本来工作了。儿子从五岁到十四岁期间每年都到日本探亲，只有初二到高二的这几年没来。目前大儿子刚到东京读语言学校，没有在中国参加高考，在备考日本的大学。

ZH先生说起大儿子非常骄傲，“他成绩非常优秀，想考东京大学……咱中国小孩来了以后，只要认真学习，都很厉害。”

ZH先生的小儿子2014年出生，小女儿2016年出生，“都在家附近的幼稚园上学，跟日本小孩一起。” 小朋友深度融入日本社会，造成了家庭沟通的困难，“现在我姑娘说日语，我都听不懂了，她才四岁，我就听不懂了。”

ZH先生十分注重培养孩子说中文的意识，他要求孩子在家中必须用中文交流。“我们没空教，姥姥、姥爷来带了半年，教了一点中国话。现在小孩学校全是日语，给我愁得，想让他学学中国话，要不然不行。”让ZH先生欣慰的是，孩子在家庭的环境中可塑性很强。“姥姥姥爷来半年，教一教，他们就学得非常快。”

除了家庭氛围的影响，ZH先生也考虑过以更强势的方法让孩子掌握中文，“想把孩子送回去学汉语，将来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还不一定呢，不会中文不行啊。”

在谈及对子女的身份期望时，ZH先生表示他并不希望他的孩子们加入日本国籍，并且希望孩子长大后尽可能回国，而非留在日本。

“中国籍，不让他加日本籍。大儿子的话，18岁以后，自己选择。我是不想让大儿子呆在日本，想让他在日本念大学，完了工作，工作几年之后回中国工作去。我是觉得日本人压力太大。每天就是赚钱，交这个钱交那个险。”

总体而言，ZH先生对孩子的培养模式趋近放养型，因为他基本没有时间看管孩子的日常学习。

对于将来的打算，ZH先生还是以回到中国作为主要考量方向，“我不干活的时候就回去，干不动、炒不了菜就回去。我是1976年生，今年44岁。将来回去养老的可能性占百分之七十。”

他也因此对子女回中国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三个孩子不能全来日本呀。将来要是回国，在国内发展点什么事业，没地方奔。现在三个孩子全来日本，到时候回国，就我和我媳妇俩人回去了。老两口要是有一个没有了，就一个人回去……”

“我不会给孩子过多的限制”

WA先生的态度与上文的ZH先生略微不同，WA先生在日本经营贸易公司，妻子的美容院也是声名在外。

池袋掠影

WA先生到日本留学是受到母亲的影响。WA先生的母亲祖籍旅顺，一家十口人，在海边打渔为生。伪满时期，有次到海边钓鱼的日本铁路工程师看到他们一家人生活困难，便帮助WA先生的姥爷在大连找了份差事，还把这一家人安顿到了大连火车站后面当时日本人的居住区。

WA先生的母亲9岁就给日本人帮工，也会说简单的日语。WA先生介绍说他母亲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届开火车头的女司机，三八红旗手，建国之前就是。包括你们以前读过的《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高玉宝的妻子都是我妈给介绍的。”

由于他母亲对日本人的好印象，加之日本经济发展迅速，WA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家人的支持下到日本留学。

现在WA先生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都是在日本出生。大女儿9岁，上小学四年级，小儿子5岁，还在幼儿园。提起孩子的语言偏好，WA先生说，“大姑娘中文还可以，儿子就是日本人读法，说倒装句，主谓宾不分。”

即使孩子都在日本出生，WA先生在家里依然提倡让他们讲中文，“在家和我们俩是说中文，他俩吵架的时候是说日语，不说中文。有时候我说不准吵架，吵架就用中文吵，他俩就不吵了。”

WA先生表示没有对孩子的语言偏好刻意要求，只是因为妻子日语不是太好，如果孩子不讲中文就无法和妻子沟通，而WA先生自己也觉得日语毕竟不是他母语，当然还是中文沟通更舒服。

WA先生女儿所在的小学也有许多华人，“池袋这个小学华人很多……姑娘四年级就一个班，一个班27个人，有一半都是华人家庭。现在小学开运动会就发现，基本上中国父母都是一堆一堆的，我们互相还都认识。中国人父母一般都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因为能住在池袋这个地方，很多都是自己当老板有生意的，池袋这块房租地价比较贵。”

对于孩子的养育，WA先生比较认同日本学校的宽松教育，“我不会给他（孩子）过多的限制。”虽然知道国内的教育模式，但他们还是决定让孩子过得更轻松些，“我对孩子就是散养。我妻子就经常说让他们去读私塾，日本也是有私塾的，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让我把他们送到私塾。我说不行，这正是孩子玩的时候。”

关于是否考虑让孩子回到中国学习或者发展，WA先生说：“孩子现在送回国内，她也不愿意。原先给我姑娘送回一个月，再把她送过去死活不去。”

而且相较于回国学习，WA先生还是更希望将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放假的时候把她送回去的，不是回去念书，因为我作为父母不希望孩子离开我。我要是回国，是全家都回国。要是孩子从小在外面念书，我怕孩子离开父母会有一种陌生的心理，不安的感觉。”

另外，WA先生也很赞赏日本教育中对孩子动手能力的重视。“像儿子在保育园和小朋友一起玩，装的东西、背包都是很有规矩的。回家你要是把鞋放错地方了，他会和你发脾气的：“鞋要放在鞋柜里，摆正，一个个摆”。自己要干活，在家要刷厕所、扫地。姑娘现在开始自己做饭。”此外，WA先生也认为日本的社会福利让他们在孩子的健康方面没有太大的顾虑。

虽然并不强求孩子回中国发展，但WA先生家还是会延续中国的习俗。

“在日本，没有像中国这样非常隆重的（节日）氛围，因为像放鞭炮日本不允许。在家会包饺子，基本三十儿晚上，家族都会上饭店。日本是这样，如果你家族人多可能会凑一起。我们家族也没有太多人，剩下都是小一辈的。一到过年过节，我都给他们招过来吃饭、喝酒。”

在社会交往方面，WA先生的交际圈基本都是以华人为主，虽然孩子在日本社会融入很好，但WA先生作为家里的第一代移民依然很难和日本人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即使如此，出于各方面的权衡，WA先生和妻子也已经申请加入日本籍。

结语

ZH先生与WA先生两个家庭的育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视作当今旅日华人代际互动的不同类别的缩影。

池袋站东口

日语水平较低、与日本人互动较少的旅日华人大多在子女“必须保留中国国籍”这一点上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均不够多，原因一般是“工作太忙，无暇顾及”，有访谈对象表示“会采取散养模式”，且“不会对（子女的）学术能力有太多要求”。他们对于子女的未来发展也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划，像ZH先生“希望大儿子能留在国内发展”，很大程度是期待日后他和妻子回国能有个依靠。

而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日语水平都较高的旅日华人则有着较为不同的行为表现。他们在子女的学习和生活中舍得投入巨大的精力与财力，既保留了子女在未来发展方向上的自主权，也积极给予帮助与建议。

有访谈对象“既尊重孩子自身发展意愿，又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期望——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促进不同国家沟通的桥梁”，并提出“不是父母来决定孩子的人生，而是孩子决定自己的人生”。亦有访谈对象谈到在为儿子办理留学时“敏锐捕捉到孩子在中文方面更擅长的一面，让孩子放假就回到中国练习中文，最后还陪孩子读了一年国际学校，孩子也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儿子回到日本发展后，也支持儿子参加区议员竞选，原因是“（她认为）华人参与政治才能更好地保障华人在日的生活，提高华人在日本的参与度与地位”。

虽然两个家庭在代际互动的某些维度上存在差别，本次调研中接触到的绝大部分受访者都会在家中与子女用中文交流。

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中文是一种关乎身份认同的情感联结；从较为功利的角度来说，掌握较为难学的中文也能为子代日后发展提供优势。这也折射了旅日新华侨华人群体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呈现出的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

囿于时间、地域、语言、人手等客观条件所限，以上结论并不具有绝对普适性。30位受访者本就是一个极小的样本，很难将其看作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结论。事实上在项目中也出现了被日本文化完全同化的极端个例，这也进一步说明此种观点需要更多样本进行进一步分析与验证。

（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本文由张珏、曾煜洁、莫俊婷执笔，整理自张珏、曾煜洁、范文君、徐蕴仪、莫俊婷的调研报告。）(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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