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阴影下的武大人

采访 | 河九 诺查 西林 小锄 关迩 决耳

撰文 | 河九

编辑 | 三七 小林

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又开始蔓延。在武汉大学湖滨片区的一幢宿舍楼里，陈大爷背上背包，戴上学校发的口罩，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按照要求，他需要擦拭楼梯扶手，并在楼道、走道、卫生间喷洒消毒水。此时，宿舍的学生都已经放假回家了，楼内显得空空荡荡。

这天是1月24日，除夕，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这座城市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月25日24时，全国已确诊197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有重症病例324例。

1月23日，武汉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发布公告：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疫情期间的食堂饭菜?图源受访者李敏）

陈大爷是湖北荆门人，他本打算回家过年，疫情爆发之后又把票退了，“我是宿舍的责任人，相关的工作还需要我”。他接到学校指令，对宿舍楼进行消毒。除此外，武大的保卫部、饮食中心、校园卡中心、信息中心、后保部，包括研究生院等单位仍在继续运行，都留有一两个老师值班。

李敏23日早上醒来才看到“封城”的消息，睡前刷新闻时，她看到确诊人数又增加了，“回家后不会被隔离吧”。放假后，李敏申请了图书馆的勤工俭学助工，本打算在23日回家。“封城”彻底打乱了李敏的计划，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拨打110想确认消息真假，对方告诉她，“肯定没希望回去了”。

同样被迫留下的还有巴西留学生马克。23号早晨，他本该坐车前往长沙，并在几天后和同伴一起飞往泰国度假。看到“封城”的消息时，马克不太相信高速也会封，买完东西才和朋友一起开车上路，结果在收费站看见了被警察封锁的道路。

没有办法，马克只好和朋友去超市囤点东西。麦德龙里的人远远比平时多，他和朋友花了两个半小时排队，买了一些可以冻起来的饺子和肉，没有选择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称重处的队伍比收银台还要长。

一片混乱中，李敏拨通了母亲的电话。“你已经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了”，母亲重复了两遍，告诉李敏，要顾全大局，为了控制疫情应该在武汉待着，也叮嘱她照顾好自己。放下母亲的电话，李敏平静下来，“与其恐慌伤心还不如想想怎么面对”。

留下的人首先要面对的是食物问题。学校仍有部分食堂在开放，疫情爆发后，食堂调整了用餐时间，并开始分散进餐：所有进入食堂的同学需要检测体温，并将食物打包带走。

但也有学生不敢去食堂。留在宿舍的张静已经吃了两天的速食食品。剩下的泡面，张静判断只能吃七天。她有些崩溃，亲人给她寄了食物和酒精，但她一直都没收到。院里的同学给李敏发来消息，告诉她自己宿舍哪里存放着大米、麦片和药品，让她随便用，千万不要客气。

家住武大的林老师还是每天去办公室，写文章，看看书，生活好像没什么变化，只是不大上街了。“封城”后，他经常收到学生的消息，询问老师需不需要口罩。林老师婉拒了学生的好意，“现在也寄不过来，快递都停了”。每家都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同事们谁有多的消毒液或口罩就相互匀一点儿。

 “我们老师一天到晚就知道教学、看书、写文章、做课题，不像社会上的人信息灵通”。林老师说，通常是官方消息发布后，老师们才想起来去采购物资，到药店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林老师有些不满，武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但他至今还没收到一句问候。

几天前，张静收到了学校分配的两个防霾口罩。院领导每天都给张静打电话询问情况，但除开这些，张静并未收到其他帮助。她原计划23号下午离汉，“封城”之后只能退票，却也还没收到退票钱。“我愿意做出配合留守武汉，但我也希望政府能够保障我们的个人安危，我现在有一点绝望与无助。”

（疫情期间的牌坊?图源受访者李敏）

离开的人们

有人留在了武汉，也有人在“封城”之前离开。23日早上九点五十分，老家在黄冈的周教授坐上了最后一班城际列车。临走前，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出城，“家里有特殊情况”。他也在想，回家之后能不能多给乡里人宣传，提醒大家加强注意。

周教授提前了三十分钟到达了高铁站，想着需要体温检测，但令他惊讶的是，除了循环播放封城消息的广播，车站似乎并未启动与疫情相关的工作。“旅客得不到满意的回答，整个车站的感觉就是非常被动。”

梳理疫情的时间线，所有人都会提及两个明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20日“确认人传人”，另一个便是23日的“武汉封城”。回过头看，一连串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毫无征兆。

12月31日晚，女孩万子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查出新型肺炎的新闻，为此取消了原定的跨年计划，在宿舍待了一晚。但几天下来，新闻和官方通告都告诉她“不会人传人”，万子便没再放在心上。1月11日，所有考试结束，学生们开始陆续返家。没有人预料到后面发生的事情。有人被打上“武汉学生”的标签，也有人与长辈展开了漫长的拉锯。

23号晚，武大学生谢宇做出了自我隔离的决定。跟父母商量过后，谢宇不再出门，全天佩戴口罩，用专用碗筷。母亲起初觉得他小题大做，直到得知武汉封城，便也默许了谢宇的决定。实际上，家人还是缺乏重视。回家当天，谢宇和亲戚一起吃火锅，讲起病毒的事情，小舅娘抬起眼睛，眉头一皱，“啥病毒？”

小周也为无法和家人沟通苦恼。从武大回来后，她不断跟父母强调病毒的可怕，给父母转发各种科普推送和截图。大哭一场后，父母终于没再用“我非典时期都没带口罩”来搪塞她。父亲去药店买口罩的那天，小周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

相比之下，黄玲的家人们显得更为警觉。得知封城消息后，黄玲不敢踏出家门半步，正想着怎样说服家人取消年饭，姨夫就打来了几通电话，暗示明天不要回来吃饭。黄玲承认，“理解是理解，可这种武汉学生被当瘟疫的感觉实在不好受。”

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黄玲不停地刷手机，400公里外的那座城市，一直牵扯着她的心。“我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值得我哭泣，但我眼睛一直干干的。”直到看到医护人员的视频，黄玲的眼泪才“唰”地掉了下来。

（春晚上出现的武大街景?图源CCTV）

连接的时刻

自疫情爆发，武汉大学附属医院不断有医护人员奔赴前线，工作群里，报名的消息排得很长。有医生在回家的路上折返，打算顶替自己科室需要照顾孩子的同事；也有人专门告诉主任，千万别把自己加班的事情告诉母亲。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张旃医生，申请常驻留观室，想要减轻其他医护人员的负担。丈夫李明昌也是医院的教授，在跟医院党委书记发送的“请战书”中，张旃特意留下字句：“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

中南医院的饶歆医生是重症病房的负责人之一，已经在医院待了8天。从1月1日开始，他没有回过家，唯一跟女儿交流的方式，就是偶尔找一个空旷的地方，远远地说上几句。

防护服、护目镜、口罩、面罩、手套，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常常需要忍受着痛苦。防护服穿脱不便，一旦套上了，便无法上厕所、吃饭，甚至喝水。被包裹在防护服里的医生常常全身湿透。

23日，由于医疗物资短缺，武汉各家医院开始紧急求援。武汉大学深圳、北京、广州等地方校友会，纽约、华盛顿等海外校友会，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教育发展基金会，陆续地开通了募捐渠道。消息发出的几个小时后，北京校友会共收到170笔捐款，累计 77744.32元；校友企业泰康保险集团向武汉医院捐赠了一千万元、十五万只口罩。

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疫情展开。小贝原本建了一个关于数字营销的微信讨论群，疫情爆发后，群里的大多数讨论都与武汉肺炎相关。前段时间，小贝形容自己“整个人都很丧”，这两天开始做志愿服务，对接社区医院的物资需求，状态才慢慢变好。

叶子也是一名来自武大的志愿者，负责给一线记者物资支持，需要每天需要收集记者们的需要，然后编辑信息发布，并在文末留下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找到捐助者后，还要将他们能够提供的物资与医用标准进行比对，最后根据运送时效匹配给各个媒体的记者。

封城消息发布的那一刻，叶子心里的压迫感涌了上来。“就是感觉非常荒谬，很科幻，像是在读加缪的《鼠疫》，突然间活生生地在你眼前上演了。”

也是在这一刻，叶子意识到了她与武汉、武大的连接感。“关于栈桥，关于东湖，关于樱花，关于万林天台的那一切，我一直理直气壮地在享受那些平静又美好的一切，却从未珍惜。直到现在它被一个灾难夺走了，回过头去才发现，那些东西都不是理所应当的，也不是自然而然。”

如果没有疫情，这座校园本该是另一幅模样：再过二十来天，梅花会开，学生们会陆续返回校园，开始新的学期。而现在，他们在宿舍或家中不敢出门，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也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

除夕的晚上，马克买了春联和红酒，想让房间里有些氛围。宿管阿姨给李敏打电话，让李敏去她那儿吃饺子。整栋楼只剩下李敏一个人住了，她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活动，用84消毒液给宿舍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扫。

在和武汉相距一千多公里外的内蒙，武大学生小艾开始了她最期待的“草原魂”时刻。每年她都会回草原过年，在那明亮的篝火前，许下很多愿望。但今年只许了一个：希望我和所有的朋友、老师都能早日在珞珈山上再见面。

（本文玖玖、二狗、余北、双人亦有贡献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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