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治疗进行中

记者 | 黄姗 周卓然

编辑 | 周卓然

“崩溃的医护人员在哭诉......那种情况下，医护人员们太压抑，理解他们，帮帮他们....眼泪止不住。”作家西原秋在微博上写道。

医护人员每日工作长达16个小时所带来的压力，武汉及湖北其他城镇居民在封城和疫病下所承受的焦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进入了关键阶段，焦虑、恐惧和、勇气、信念交织在一起，也逐渐唤起了人们对疫情中心区人们心理健康的关注。

1月25日，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的教授李明在朋友圈发出号召，呼吁心理专业的各界同仁筹备出一个线上的公益心理援助组织。短短半日，他的心理援助团就集满了五个团，聚集了近千名专业咨询师，和数百万咨询者。

这些宣传大多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传播，扫码即可进群。加入后，人们会很快收到群内组织者发布的提问：“请问您需要心理咨询援助吗？如果需要，将为您安排专属接待员。”接下来收到的是《求助群公告》和相应的守则。

从内容来看，李明的养正疫区在线心理援助群试图建立一种伦理秩序，譬如加入群内的求助者需要遵守政府和法律的监督，确保自己提供的信息真实可靠，而提供帮助的人不不得索取报酬、不得与求助者私下见面、不得在求助者和咨询师之间形成任何援助之外的关系等。而如果不修改群名片或不遵守规则，求助者则会被当做无关者训被踢出群聊。

李明只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心理援助大军中的一员。随着近日确诊病例数量增长，媒体关于疫情解读的增多、一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时长的推进，以安抚当地医疗工作者和患者及其家属的各类心理咨询组织开始活跃起来。

人民网刊载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等机构的免费心理热线电话，华中医科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也为本院的一线医护人员筹备了一个心理支持小组，武汉微邻里的微信公众号也随即上线了“心理咨询”新功能。

此外，学术机构也是主要力量，譬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将于明日起针对新冠肺炎开通心理支持热线，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每次30分钟左右，热线电话的开放时间为6时至24时。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多股力量，有以知我心理（KNOW YOURSELF）等心理教育科技平台发起的互助活动，为专业心理咨询师和有需要心理咨询的灾区民众对接桥梁；也有更小规模自称心理咨询师的人，以微信或微博群组为单位开展在线沟通工作，为武汉心理热线电话分摊工作压力。

心理干预为何此时需求陡增？

从界面新闻记者观察到的对话来看，人们和心理咨询师聊天的内容通常围绕“自我暗示”等几个关键词展开。

一位网友在心理咨询师的微博下留言道：“自己目前属于轻症，但去医院害怕交叉感染，所以很矛盾，他担心是自己过度暗示自己生病，却又控制不住去关注铺天盖地的消息，结果导致气闷心跳加速。”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月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显示，目前病毒的传播力似乎有所增强。国家卫建委主人马晓伟称，从现在看疫情传播的速度比较快，对防控工作带来了一些挑战和压力，专家预判现在疫情进入了一个比较严重复杂的时期。而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传染源还没有找到，传播致病的机理以及变异的风险还不清楚。

“有焦虑、恐慌、和对未知的惧怕。”一位爱心心理援助的组织者对界面新闻总结道。

这样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被专业人士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组织关注到。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于今天发布了《与2019-nCoV感染相关的心理卫生及人文关怀问题一文，其中详细提到了各种人群在非常时期所可能出现的心理应激反应与社会恐慌。

而此次，“恐慌”的直接受危害人群是患者、医务人员及其亲属，危机处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需要重要关注的人群。

映心堂心理创办人兼心理咨询师于玲娜也在《武汉肺炎可能导致的急性心理症状和自助建议》一文中提到，医护人员面临最常见问题是持续累积的疲劳和各种身心创伤，“抗击在病毒一线的专业医护人员并没有立即出现心理症状，并不意味着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

在今年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中，节目组放了一段关于武汉疫情的视频。视频中，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护士朱庭萱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可能心底会有一些不知道（像）是恐惧或者是担心都会有。”“但是穿上白大褂就不会有了，穿上白大褂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正如于玲娜在文中所说，职业训练和使命感可能帮助专业医护人员在危机发生时隔离自己的感受，冷静应对当下的困难。但是当危机过去，或者是心理防御机制失效的时候，他们更可能陷入需要救助的状态，因为长期积压在内心的创伤得以爆发。

另外，社会大众受到政府公信力、文化传统、信息条件、物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对心理咨询产生需求。

不过，由于社会上激增的社会工作组织和心理支援组织一窝蜂的出现，也有部分心理专业人士担心，可能造成“冲动型心理援助，反而让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信息渠道太复杂而得不到帮助。”同时，心理干预或心理援助的最佳时机卡可能也没到。

但谷大伟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告诉界面新闻，“每个人在创伤后经历的阶段不同，任何阶段都可以介入。”谷大伟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社工硕士以及注册认知行为治疗师。

到底如何进行危机心理干预？

从目前来看，当心理组织介入后，这些心理服务的主要手段还是建立一套远程倾听机制。

25日中午，前述心理科技平台KNOWYOURSELF（以下简称KY）就推出了一个“守护者计划”项目，该计划是旨在为在此次新型肺炎疫情当中受到心理创伤的人群提供一次“倾听-倾诉”服务。

而“守护者计划”项目对志愿者的专业性没有做出硬性规定。KY平台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我们能够给予一个倾诉者最大的关怀就是倾听。”

而这种倾听是“不抱评判地”。

谷大伟向界面记者确认了这一点，在这个项目中，KY不但没有招募的心理咨询师做出进一步的筛选，同时也向非专业人士开放。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倾听者”受过“危机干预”训练或掌握相关技能。

为了让这些非专业“倾听者”也能上岗，KY在项目介绍中给出了一个操作模板，让倾听者可以依照模板询问对方相关问题。

倾听是在心理干预初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手段。通过倾听，“把寻求者的主要担忧和触发条件了解清楚。”谷大伟告诉界面记者，“这个最保险，也可以最大面积做压力缓解。”

但由于具体的操作者，也就是所谓的“倾听者”，各有不同，光靠模板显然很难如具备心理干预技巧和经验的专业人士来“保证质量”。

有一群人更早就意识到了为心理专业人士提供危机心理干预指导的重要性。

过去三天，海外留学生们在微信群或朋友圈里陆续收到一条招募信息，声称“招募有创伤和危机干预相关受训经历的有任职资质的咨询师”，为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的在线心理咨询小组提供文献翻译等志愿工作。

这是一个名叫“用‘心’抗疫”的在线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支团队的发起初衷在于为武汉疫区的一线医疗人员进行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

而在一个名为“ACHPPI members”的群里，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某一小组志愿者接到的具体任务是“阅读英文危机干预伦理方面相关资料，不需要逐一翻译，需要的是从里面找出可以放到这次危机干预准则里的内容。”ACHPPI是“国家华人心理与援助专业协会”的缩写简称。

胡之月正在参与这个文献翻译志愿者计划，她是江苏省某医科大学临床心理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她曾经受过危机干预专业训练，也一直参与心理危机干预的热线工作。

胡之月告诉界面新闻，由具备危机干预能力的咨询师进行心理干预，通常能够较好地避免受灾者遭遇二次创伤的可能性。但也并非绝对，“对于这样的公共事件，我们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因此，制作一套专门针对武汉新型肺炎疫情的危机心理干预培训手册在此时此刻就非常具备指导意义。而“用‘心’抗疫”在线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告诉界面新闻，他们还同时在制作医护人员的自救手册和广大市民的心理科普文档。

个人和组织涌入心理干预领域，但效果有待观察

不过，并不是所有心理专业人士都选择“危机干预”的方案来提供支援服务。于玲娜带领的“映心堂心理”组织给出的方案是“新型肺炎网络团体心理援助计划”。“团体”是其中的关键词，因为“可以预见，此次疫情引发的急性心理症状是大面积的，一对一咨询对个体来说可能是高效的，但在这样的群体灾难面前，恐怕效率有限。”

于玲娜计划在项目初期先开三个团体，每个团体由18个人员构成，其中15名是受助者，1名资深咨询师，1名普通咨询师和1名志愿者。该项目对咨询师的背景有严格的要求，最好来自“巴林特团体（专门的医护人员支持团体）、亚隆团体、人本或存在主义团”。

同时，该项目还邀请学者、媒体人或知识人担任独立监督者。

关于这个项目更多的情况，于玲娜暂时不愿意说太多。“我们现在尝试的这个东西，之前并没有人做过，”她告诉界面新闻，一到两周以后，“如果是一个行得通的尝试的话，当我们去跟公众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需要去分享经验。”

另外，让咨询师们普遍更加担忧的一个问题确是，如果咨询师在危机干预方面经验和能力不足，容易对受灾者造成二次创伤。

LANCAN心理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汶川地震后，不少心理咨询师自发前往地震灾区，却最后因为缺乏必要的危机干预技能，给灾区群众造成了二次损伤。

“在热情散去后，这些迅速作鸟兽散的咨询师也使得一众当事人陷入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这也让公众对心理咨询师形成了一定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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