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 | 从远方归来 我们谈起了“远方”

又逢一年辞旧迎新时。此刻不论你身在何处，相信都会与家人团聚、和老友重逢。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乡，你会有什么发现和感触？难得的相聚，大家坐在一起又会聊些什么？

2020年新春之际，澎湃新闻推出“围炉夜话”专题。区别于浮光掠影式的简单记录和宏大叙事，我们希望呈现的、似乎是碎片般的景象，但又意味深长，蕴含着这个国家的另一些细节。

文 | 徐颂赞

编辑 | 俞诗逸

从“远方”归来的浙江人

过年，对我家而言，是一年一度各种“远方”难得聚拢的机会。

我的家人和亲戚主要分布在宁波、杭州、上海一带，也有少数在广东，甚至日本、欧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时代浪潮，卷起早已躁动不安的浙江人，从东南一隅涌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了许知远所说的“第二次浙江潮”。

这次浙江潮，不再像19至20世纪盛产浙籍知识分子的文化潮，而是以商品经济和浙商群体为主要特征的经商潮。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千百万浙江人，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游走在天南地北。也只有短暂的春节是各地浙商的共识，让他们暂时放下“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生活模式，纷纷回老家过年。

他们曾带着对“远方”的想象，离开家乡，去他乡和异国拼搏。每到过年，又从远方归来。在这段时间里，无数的远方迅速相遇、交错，形成碰撞点，最后又各自散去，等待下一次的交汇。我对这些亲朋好友们的“远方”非常有兴趣——他从哪里出发，去往何处，如今又从哪里归来？在离去与归来之间，他们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既关乎每位个体的人生历程，也是改革开放后无数人汇成的时代故事，再进一步，又何尝不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命追问呢？

你曾去往何方，又从何处归来？

我最清楚的是我爸的“远方”。他曾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后来因为各种事情下海，丢下了铁饭碗，进入了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我问他，为什么当初不好好待在体制内？现在会不会后悔？他不以为然，回答也很简单——为了自由。为此，他曾从宁波闯到上海，后来又回到宁波。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走。我发现，这样的叙述，也频繁地出现于像他一样的50后、60后身上。他们的“远方”，主要指向市场经济带来的赚钱机会，以及挣脱体制而来的自由感。

不过，离去与归来，并不总是凯歌嘹亮。尤其对于失意者而言，“远方”的意涵常会发生戏剧性转变。前些年，姑姑因为在宁波办的工厂倒闭，曾经身家千万的她，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从“富翁”变成“负翁”。姑姑小时候不喜欢待在学校念书，早早离家出去打拼。年轻时的她，视家乡为束缚，视远方为希望，因而先在宁波一家小作坊当女工学徒，然后一路做到上海一家大公司的管理者。小时候过年，我总看到穿着华贵的她，每次归来都让人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再后来，她带着在上海的原始积累，回宁波创业办厂。眼看着工厂从无到有、拔地而起，资产也涨到千万，却又在短短几年之内，发生各种融资和贷款问题，最后化为乌有。以前开宝马、住豪宅的姑姑，成了被债主围攻的人。故乡再一次成为她的负担，她开始重新望向远方。她听闻有位熟人老板，在海南岛办的工厂需要副手，就直接去了海南，打算东山再起，如此一去便是两三年。去年和今年，她都没有回来过年，成了家族饭局里不在场的他者。人们谈论她，仿佛谈起一桩遥远的往事。当然，人们也会顺便谈起附近没回家的人——某某在深圳发财，今年买了新房，不回来过年；某某破产躲债，上了黑名单，也不能坐飞机，不清楚行踪；某某去澳洲带孙子，偶尔视频电话，一边调侃国内雾霾的糟糕，一边又抱怨国外生活的无聊……就在这张过年的饭桌上，人们的“远方”一再切换和重组。有时不得不让人慨叹，人生一世，究竟有多少人正在离去与归来，究竟“远方”有着多少令人琢磨的涵义。

我有时特别好奇中国人的生活轨迹，感叹这些轨迹的灵活、复杂和多变。他们离开了本土，沿着各自的方向，生长出不同的人生故事。在他们的人生中，“远方”曾是一种类似救赎的力量，以强大的引力，将他们抽离出自己生长的地方，移置到另一个地方。当然，“远方”也有失效的时候，特别是当人失败，或者人到晚年，故土重新涌现，“落叶归根”的叙事再次兴起。只有少数人能免于这场有规律的文化交响曲，有诗为证——且认他乡作故乡。

当然，我也发现，中国人的“远方”，有时竟也显得如此一致、单调和无趣。当代中国人既不是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也不是心怀四海的游牧民族，更像是在地球上游牧的农民，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复刻已有的价值生活。这些生活往往很少跨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仅是发生一点新变异，擦除一点新火花而已。就像我父亲和姑姑那一代50后、60后的“远方”，更多指向赚钱、财富和经济自由。而像我这一辈的90后，心目中的“远方”，可能更多出于对“此处”的厌离。很多年轻人只知道要离开“此处”，但对于远方，却时常是迷茫的。在和同辈人的一次交谈中，我似乎发现了这种叛逆。

“远方”与“此处”

我有位亲戚，也是同辈的90后。他家里富裕，父亲是出名的老板。不过，这位兄弟本人因为天性早熟、性情敏锐，非常厌恶宁波本地流行的“经济至上主义”，很早就主动向家里要求申请留学。后来，他长期待在美国，很少回来。在一次网上闲聊中，我们都发现了彼此对“此处”的厌离，仿佛达成了一次心灵的共同声明。但我也同时发现，他对于“此处”的厌恶，并不等同于对“远方”的向往。因为，如果以物质生活而言，以他家的财力，在宁波一样可以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从精神生活而言，性情低调、独来独往的他，似乎也无法融入热闹的华人圈子，或者追求刺激的美国青年社交圈。最后，电子产品成了异国他乡的知己，手机屏幕上的远方成了此处的生活。不论在“此处”还是“远方”，过的依然是一种“不在场”的生活。

对于成长于全球化时代的90后、00后而言，世界从未像今天这般，变得如此快速，又如此扁平——从前水火不容的国际关系正在变化，壁垒分明的文化结构也处于快速重组之中。“远方”和“此处”的分裂，时常会加深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通过电脑、手机和各类新科技产品被无限放大。而由这些新科技产品带来的信息革命，比电视时代来得更加彻底。

相较以往，人们被卷进了一个更深的“信息洞”里，无数陌生的、新奇的、有趣的远方，源源不断地在这个洞里出现。只要打开朋友圈、翻看微博，人们的工作、社交、娱乐、教育，似乎都被打包装进眼球。这些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无限地扩展着人们对“远方”的想象。例如，最近武汉肺炎所引起的社会关注，远比十七年前的“非典”更加广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信息普及。如今，就连最基层的乡民，也能通过手机获知有关“远方”的信息——很多人不知道地理位置的伊朗，也能从遥远的中东，直抵此处的饭桌，成为50后和90后争论不休的话题。

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项飚教授曾指出，中国人就像蜂鸟，永远在振动。这样的生活，虽然看似生趣，但似乎常常让一种模式成了意义的终极指向。人们的生活，失去了那种立体的、复杂的生趣，反而越来越变成处于“弦上的生活”。就像浙江人习惯性地把工作说成“做生活”，那种“闲不下来”的生活伦理，可以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取胜。然而，“做”了以后会如何，这样的终极问题，却是少有人思考的。

如今的中国，已经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像现在这样涌来无数的远方和海量的信息。人们在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移动已经更快、更广，而在精神意义上的空间移动，却显得前所未有的拘束、慌张、胆怯。当然，也从来没有哪个时刻，像当下的我们更加需要有关远方的哲学、远方的伦理学、远方的人类学……

我不由得想起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常被援引作为对“远方”和人类的关怀。但不妨回到1936年的鲁迅身边，看一看他更整全的语境和意义指向。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是鲁迅逝世前一个月留下的文字，在这篇名为《这也是生活》，并收入《且介亭杂文》里的文章，可以看到鲁迅不仅有“远方”，也有“此处”——那些具体的生活场景，那些让他安顿身心的书和画集，那些引起他遐思的夜晚。而且，不仅有此处的生活，也有“动作的欲望”——对于一位正在走向人生终点的人而言，他的自我实现和意义追求，也落实在生活的行动里。即便最后“又坠入了睡眠”，这又有什么呢？人的努力不正如滚动巨石的西西弗斯，不正如挥动翅膀的伊卡洛斯吗？深深扎根于生活的行动，能让分裂的“远方”和“此处”重新和好、得以共舞，再次开始新的创造。哪怕遭遇了失败，那也是一种珍贵的意义，一种在“此处”和“远方”来回穿梭形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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