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不是“围城”，而是众志成城

■社论

尽管为防控疫情而“封城”，但武汉并不是孤城奋斗，疫情面前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使华中重镇武汉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是确诊、疑似与死亡病例都在快速上升，而且都与武汉有着直接、间接关系；二是随着春节的临近和春运进入高峰，各地接连发布的新发病例挑动着人们的神经，武汉人外出去向也成为网上一个关注的话题；三是1月23日上午，武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人口流动政策，即通常所说的“封城”，武汉城内也发出求助之声。

此次疫情防控的难点有两个：一是病源与传播路径的不确定性；二是人员流动性，特别是春节期间大规模密集流动。前者需要医学深入研究，短期恐难突破；后者却可以是人力能及的，旨在切断病毒传染的链条，防止病毒在传播中变异。

于是，武汉“封城”是在人们对病毒认知有限情况下的物理隔离措施，是不得已之举措，也是疫情防控的一记“重拳”。抓住这个时机是必要的，因为春节过后还有一个人口迁徙的高峰。如果可以此时控制疫情，就可以实现“一针及时省九针”。这也是汲取“非典”应对的教训，力争把疫情封控在局地。对此，武汉市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需要也值得致敬。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封城”之后怎么办？

现代社会是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与外部的人力、资源、能源、信息的交换与交流。武汉的“封城”必然是有限的、临时的极端手段。说是有限的，因为它主要是限制人群的非必要流动；说是临时的，是因为“封城”不能持续过久。

在有限而关键的时间段里，武汉一方面要保证感染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并进一步控制感染扩散；另一方面，要保障未感染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让市民平稳度过“封城期”。

我们应该看到，“封城”不是为了让武汉自己消化疫情来确保其他地方的安全，而是控制疫情蔓延，集全国的力量共同帮助武汉渡过难关。武汉防疫不是孤城奋斗，因为在疫情面前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首先，根据疫情变化，武汉市应密切跟踪防疫需求的变化，包括医护人员及防护装具、医疗设备与药品等，并向国家卫健委和社会公布相关需求。国家卫健委代表疫情防控指挥部，派出援助队伍，协调发改、工信、交通等部门，组织动员生产、运送紧急物资。

第二，武汉市应关注居民及滞留武汉的外地公众生活，保障主要商品市场供应充足，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和囤积居奇，用市场化手段与政策杠杆稳定物价。同时，对于滞留各地有困难的武汉公众，各地政府要给予特别的关爱，使其能够在外过一个祥和的春节。

第三，政府应号召、动员、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发扬协作、互助精神，在防疫部门的专业指导下，为战胜疫情做出贡献。

第四，媒体与公众在发布、转发疫情信息时要避免悲情的渲染，帮助人们以理性、乐观的精神战胜时艰。适度的恐惧可以发挥应激效应，有利于防疫，不能因此封控信息；但过度的恐惧就会适得其反，导致非理性行为。此次疫情目前人际传播力和病死率不及“非典”，高度防备、严格防护十分必要，但也不必“惶惶不可终日”，保证正常饮食休息，才能增强身体免疫力，与病毒作战。

第五，将疫情防控与普通医疗救治统一起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避免因防疫而影响对普通病患的诊疗。春节期间，全国多地医护人员放弃了休假，严阵以待。而对于参加防疫的医护人员，政府应给与补贴、奖励。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理性也逐步发育完全。有全国人民支持，武汉也不会成为孤城。而武汉市也要关注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民生之需，把制度优势切实转变为防疫效能。此外，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与预防不足、响应迟缓的机制短板存在反差，敦促中国卫生应急管理必须深刻反思、锐意变革。

防疫与防灾一样，都是衡量和检验政府执政能力、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时刻。武汉“封城”，不是“孤城”，更不是“围城”。疫情面前，我们都应是“防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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