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十周年：在宽阔的世界 做不狭隘的人

“做所谓创造性工作，特别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就是我世界里的国王。但当它要占据一个公共的位置，你就必须去打破自己的喜好。”

2019年，以“无腰封、反精装、内容深刻新奇”拥有一批忠实读者的《单读》迎来创刊十周岁。在年底的一次活动上，现任主编吴琦发出了上面那句感慨。

吴琦是前《ACROSS 穿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于一个曾习惯于把工作与生活分开的人而言，进入公共生活绝对易事。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一开始也很抗拒把自己投入其中，可如果你想把它做好，或者做出某种意味，你就必须投入。每一份公共文化事业的最高要求都是交出你自己，就像作家写作——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生命个体经验，必须把自己交出来，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力量。”

吴琦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十个年头之际，《单读》也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左有技术浪潮的冲击，右有商业资本的裹挟，后有十年沉淀与总结，前有磨人又迷人的未来。

吴琦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哪个领域，做公共的事情，我们都会面对一样的困境。我们必须去考验自己，因为我们爱慕虚荣，因为我们愿意在聚光灯下，你才要做公共的事情。所以你对公共两个字，要有热忱，有敬畏。 ”

这是一个“纸上公共空间”，让批评成为一种共享资源

在成书之前，“单读”是从一家书店开始的。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在颁奖现场

2005年，北京一群记者在许知远的组织下创办了“单向街图书馆”，名字源自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对二十世纪早期生活的观察写成的独特著作《单向街》。2006年3月5日，诗人西川在单向街做了第一场沙龙。随后，陈冠中、阎连科、莫言、严歌苓等人纷纷加入，这里举办各种讲座和小组讨论，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聚会之地。

四年后的2009年，这个热闹的空间孕育出了一本杂志，最初也叫《单向街》。活跃于书店各种活动的思想界、文学界人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杂志最早的作者群，包括严歌苓、刘瑜、张承志、李银河、项飙等等。2014年，《单向街》从第六期开始改名《单读》。按吴琦的话说，《单读》其实也是一个在纸上开创公共空间的尝试。

2019年是《单读》书系创办的第十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单读》出版了《单读·十周年特辑（全二册）》。上册《时间的移民》试图追问：互联网与新技术是如何影响社会心理，大众文化如何慢慢吞噬社会，都市与乡村的关系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下册《在世界的门外》则聚焦“空间性”，勾画纽约、柏林、开罗、威尼斯等城市的文化图景，通过文学和历史的方式重游布罗茨基、本雅明、阿斯旺尼等人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思考如何在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重新成为世界的陌生人，也重新发现自我。

此外，许知远、郭玉洁、肖海生、阿乙、索马里、吴琦……历任《单读》编辑和特约编辑首次在书中聚首，回忆他们的故事。已绝版的前五辑《单向街》中的经典文章，也将在十周年特辑中以“话题”专栏重现。

有趣的是，它不仅“怀旧”，也“更新”，同样发表了一批国内外新人的新作。这一点在《单读 20·新新新青年》已可见一斑：编辑部在互联网上持续了一年多的“新青年”和“公开信”计划，公开寻找新的文体与作者。

如果说十年来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或许就在于《单读》第一辑就出现的“记录、探索、批评”这六个字。

吴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代知识分子会带着批判性眼光去看社会，并不是非要代表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判断。我们固然要摆脱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批评方式，但与此同时，批评作为一种方法依然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特别缺乏批评的精神，大家总看到赞美，或者冷漠 。今天的批评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方法，应该成为一种共享资源。没有讨论的话，所有文化行业就失去根基。”

“十周年也让我们去想象《单读》的未来。”吴琦透露，之后《单读》会增加特刊，在开本、文图比例上都有所调整。“一方面我们对文本的选择还是传统的，内文中少有插图，希望给读者相对干净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我们也和最年轻的作者、编者、读者在一起，时不时有些花样与改变。《单读》是一个不断自我变法、学习升级的刊物。运动感与灵活性是它比较重要的特征，起码我希望那是它比较重要的特征。”

单读APP

新媒体占据了更多时间，但一年的心血不会只剩代码

吴琦从2015年开始介入《单读》主编工作。一开始许知远和他开玩笑，说争取每本《单读》能卖到两万册。

“我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特别在意销量的人。如果一开始把玩笑当真，那工作就没办法展开了，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了。”吴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对“销量”的概念，反而是在一次次具体业务中形成的。

“当你越来越专注这个事，专注主题做什么，专注稿子哪里找，专注封面怎么改……有一天，你突然就发现销量有了变化，你会感慨“连锁反应”居然是真实存在的，大家共同创造的合力是能被越来越多读者看到的。”

说来《单读》现在的编辑团队是一支极其年轻的队伍，除了吴琦，都是“90后”。吴琦与另一位编辑直接负责刊物，其余三、四个同事负责新媒体。在刊物之外，他们还要做好网站、APP、音视频频道、微博微信推送，还有各种沙龙、展览活动甚至产品设计。

2020年第一本《单读》：《单读 23 · 破碎之家：法国文学特辑》

前不久的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一落幕，吴琦他们马上又要投入《单读 23 · 破碎之家：法国文学特辑》的出版和《单读》2020全年订阅计划的推行。吴琦坦言，对于很多实验性的东西，谁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一直试错，一直去改。

“应该说，现在全媒体运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时间。”他举例，不仅更新频率要上去，每个“点进去”后的文字、视频、海报、链接也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个人是偏爱纸书的，感觉很多东西一旦上了新媒体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标题也不能一样。但对《单读》而言，全媒体运营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不断告诉大家刊物里还隐藏了哪些值得被发现的东西，我们也要更多的渠道为作者发声。”

与互联网“一键发布”不同，每本《单读》的诞生都充满不确定性。比如《单读 20：新新新青年》从定稿到下厂经历了八个多月的等待，吴琦在它出版之际甚至来了一句，“没想到能活着见证这一天”。

“一本小小的纸质刊物对我们很重要。至少编辑们不会觉得一年的心血都变成了代码，至少我们匆忙的新媒体工作后还有一个寄托。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单读》成为互联网世界里的念想之一。它一本一本地在出，给人一种稳定的信念感。”

如果为选题“吵架”，最后唯一的标准是“有没有感觉”

从第一辑开始，每本《单读》都有一个主题。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娱乐、消费主义、性别研究……这些隐藏在热点新闻背后的问题，《单读》参与其中，甚至于首先指出并公开讨论它们。

今天人们热议“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争夺注意力”。十年前《单向街》第一辑的第一篇就写道：“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

今天人们因韩国女星自杀、《82年生的金智英》、日本受性侵女记者伊藤诗织胜诉探讨亚洲女性生存困境。数年前《单向街》第一任主编郭玉洁曾含泪质问许知远——“属于一半人类的问题，你觉得不重要？”她力排众议，在2010出版了第一本以女性和性别研究为主题的《单向街003》，这期的书名为《复杂·性》。

现在的《单读》团队同样每周开选题会，会上有嬉笑打趣，也少不了面红耳赤。我们的黄金时代、人的困境、都市一无所有、到未来去……新的主题依然犀利又“抓人”。

在去年12月告别单向空间·爱琴海店时，吴琦说自己做《单读》、在单向空间有一个很意外的收获，就是学会如何与反对自己的人相处。他感慨道：“我们希望《单读》是一个公共平台，具有媒体的性质，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每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性格、眼界、喜好都是特别具体的东西，没有办法把这些完全割舍掉。所以在与一个具体的个人做公共事件的时候，如何取舍与平衡，每一个具体的选择都会考验我们。”

2019年12月，《单读·十周年特辑》由中信出版集团·无界出版

不少人好奇《单读》每期的主题最后都是怎么“拍板”的，吴琦说：“其实每期选题建立在日常讨论的基础上。一是《单读》积累了广阔的本土作者群体，他们有作家、学者、出版人、媒体人甚至自由职业者。我们会讨论他们近期在关心什么，他们在写什么，有没有共振或共鸣；二是我们经常关注海外文学动态，即海外语境下当代作者在写什么，和中国本土现实有没有共振的地方。”

不难发现，吴琦的讲述中反复出现了“共振”一词。

“我一直觉得，“共振”是交流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回到读者的角度去阅读，从题目到行文，到底能不能感受到作者的意思，能不能和我具体的情感与日常的经历有关。这个共振从我们编辑与作者开始，然后连接到更多的读者，让《单读》本身有了“人的味道”。”

“所以如果我们争执起来了，最后唯一的标准就是：大家对这篇文章，对这个词，对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感觉？”

《单读》是一个窗口，从它的十年之变看社会之变

十年来，《单读》（《单向街》）已经历了三任主编。有心的读者发现，原来这里是非虚构文本的天下，后来小说、诗歌等文本也越来越多。

“早期传统媒体发达，很多媒体人创作精力旺盛，所以非虚构报道、访谈与评论几乎占据了刊物的全部。”吴琦说，现在不少会写、能写的人已离开媒体。但文学圈新作不断，甚至于记者心里多少都有个文学梦，为接近文学而从事媒体的也确有人在。

“我们在寻找文章的时候，经常有人说“我最近在写小说”。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趋势，我们要抓住新的潮流，把小说、诗歌也纳入《单读》，同时不丢掉非虚构文本这块。此外，许多热爱文艺的读者对影像也感兴趣，所以我们也做视觉艺术。”在吴琦看来，《单读》的内容之变不可避免地带有编辑偏好的缘故，但更多是由社会文学艺术媒体领域的变化带来的。

谈及变化，《单读》创刊主编、出品人许知远曾说：“我自身当然有很多局限，并且，那时候我更有姿态性，“最愚蠢的一代”，多么具有姿态性啊！姿态性就是一定要表达立场。我很喜欢后来吴琦越来越没有那么强的姿态，到他这里，立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

对此，吴琦笑言：“其实立场与姿态的变化，也是由文化工作者社会位置的变化带来的。许知远在21世纪初期进入媒体，成为公共知识人。彼时媒体繁荣，知识分子的声音会引领社会议题，难免会有姿态性的宣言。他这番话其实就是描述那代知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但到了今天，在互联网主导的场域，传统媒体人的位置渐渐往舞台两边走了，技术与商业领袖或许更能引领千家万户。如果这时我们文化工作者再去强调过去的姿态，会显得比较可笑，会变成 “没有观众的表演”。”

在吴琦的个人经历中，他也是看着、听着许知远那代知识人过来的。“那些姿态性的宣言，某些也内化在我的特质里，想到它们我还是会激动。但是到了具体实践中，我不能再照搬那样的方式。我需要把浮在表面的姿态放下来，放到生活中重新讲述。对读者来说，阅读经验与生活经验是没有门槛的，不存在姿态，但可以分享。”

“至于我们的下一代，那些“95后”，他们离经叛道，天马行空。对他们而言，姿态性的概念或许更没有意义了，他们不受到这种文化影响了。所以我说《单读》还是一个窗口，我们也从中在看社会的变化 。”

在《单读·十周年特辑》中，《时间的移民》与《在世界的门外》封面的“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已改为“在宽阔的世界，做一个不狭隘的人”。吴琦说，新的这句话既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它是一种邀请，不是一种宣扬。

未来，这句话还会改变。按照吴琦的想法，世界在变，《单读》也一定随之改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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