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杨辰：工人新村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

红白相间的低矮平房、行色匆匆的工人们、从空中俯瞰宛如一个完整的五角星......

曹杨新村是解放后上海市兴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也是全国最早建造的工人新村。在老一辈上海人的回忆里，曹杨新村是“模范社区”的代名词，是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荣耀的象征。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城市住房建设的主体，工人新村承载了几代市民的集体记忆，也体现了城市发展的众多面向。作家张怡微曾在笔下充满感情地回忆：“对我而言，工人新村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意象符号，但更多是情感空间的表达。不管你愿不愿意，它自己就会出现，跃然眼前，或因为一种滋味、气味突然就能调度空间的记忆，让人想起来那个踮起脚才能够到五斗橱的自己，树叶间隔壁阿姨随风飘逸的粉红胸罩，接线员阿姨清脆响亮的呼喊……”

历经岁月变迁，昔日的模范社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如今该如何焕发出工人新村新的生机？如何平衡文化遗产保护和中低收入居民住房改善，实现“住有所居”和全球卓越城市的美好愿景？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就《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对话作者、同济大学规划系副教授杨辰。

杨辰

“工人新村的住宅形式并非上海独有”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曾在法国留学的城市规划学者，你是怎么对工人新村产生研究兴趣的？

杨辰：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就关注到了同济大学周边的鞍山、控江和凤城一带的工人新村。当时的兴趣主要是纯空间的，觉得这些整齐划一又不失生活气息的行列式住宅很有特点。后来去法国读建筑学，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就选择了工人住宅。有趣的是，法国建筑师对这一话题并不陌生。因为在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曾经以相似的方式大量建造工人住宅。工人社区至今是他们在城市更新和社会团结方面的重要议题。可以说，工人新村并不是上海独有的住宅形式，而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当然，每个国家的工人住宅仍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

有个小故事很值得一提。在我毕业设计答辩的时候，有位社会学背景的评委（法国建筑学院有不少社会学和人类学老师）毫不客气地批评，“你拍的上海工人新村的照片我都看不懂”。我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眼睛里只有空间形式，看不到使用者，看不出居民是如何使用这些空间的，又是如何通过分享或争夺这些公共空间来形成他们独特的邻里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他的质疑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建筑师善于解决工程和技术问题，但对于空间背后的使用者——社区居民，是如何认知和使用新村空间，如何在这一特定空间中完成各自的社会化过程（socialization），这一过程又如何与更大的社会事实相连接——所知甚少。后来我选择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是希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更深入地去研究工人新村。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澎湃新闻：在《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 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中，你详细介绍了上海工人新村的建设过程和时代背景。作为上海当代史的一个微观组成部分，这些资料是如何获取的？

杨辰：关于上海工人新村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主要集中在书中的第一、第二章，涉及上海近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思潮和城市建设等方面。这方面的资料数量多但相当分散，不太好收集。我主要通过三方面渠道获取：一是地方志和历史档案，二是中文学术文章和专著，三是英语和法语世界的汉学家（也包括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1980年以来的中国研究成果。上海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不少出色的著作为新村研究提供了基础，比如Alain Roux对1930年代上海工人的研究，Marie-Claire Bergère的上海史，Andrew G. Walder和David Bray的中国单位制研究，等等。工人新村听上去是一个小题目，但实际上它与上海当代史、工人群体、住房政策以及六十年的城市转型和社会变迁（1949-2010）都有密切的关系。我的这本书也是通过收集、甄别、分析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努力还原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人新村建设的时代背景。

澎湃新闻：你提到了工人新村并不是上海独有的住宅形式，而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在你眼中，法国和中国的工人新村有哪些共同点和区别？

杨辰：从理念上看，“新村”是个非常中国化的概念，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在上海就出现了以“村”“新村”“模范村”为名的里弄住宅。那时的“新村”代表了一种“清洁、卫生、高品质”的新式住宅。在“新村”前面加上“工人”二字大概是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创造。

相比之下，法国的工人社区发源于19世纪中叶的工人城（cité ouvrière），成形于两战之间（1919-1938）的花园城，在战后光辉三十年（1945-1975）达到顶峰，1980年代以后逐渐式微并成为问题街区。法语中的“城”（cité）意味着“有明确的空间边界，成员相对同质，且进行自我管理的共同体”。这说明除了解决工人住房和公共卫生等实际问题，法国的工人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改良目的——这和中国的工人新村很相似。

拿破仑城（Cité Napoléon）：1851年政府出资的全法第一个工人城在巴黎建成。这座以“拿破仑三世”命名的工人城是一栋四层回廊式集合住宅，性质为租赁房。整栋建筑包含86套住宅，“采暖、上下水设施和低廉的租金”对于当时住棚户区的工人阶级来说已是极大的改善。

从建造背景看，法国的工人城主要受到三股力量的推动 ：国家意志（1850年法国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Loi Salubrité），旨在改善棚户区卫生和居住条件）、工人合作社（为满足工人需求并响应帝国政策，合作社采用集资建房的方式来解决住房拥挤和高房租压力）、有慈善精神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大多受傅里叶思想的影响，希望为底层劳工建立一个同工同住的和谐社区）。中国的工人新村主要是由政府出资，按照统一投资、统一建造、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原则，为国有企业职工建造公共住宅。这背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背景书中有详细分析。

从选址和空间形态看，法国工人城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市区的“工人公寓”。这类住宅一般由国家投资，占据半个或一个街坊，采用围合式布局。虽然楼内提供卫生、幼托、医疗等基本服务，但居民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城市街道的公共设施。第二种是城市边缘的“工人居住区”。这类住宅由工人合作社和地方政府联合开发、以促进工业生产为目的。居住区一般紧邻工厂，占地大，建筑密度低，配有少量的公共服务设施。第三种是城市远郊的“工人之家”。这类住宅大多由企业主个人出资，规模适中。由于远离市区，工人之家配有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有些还包含了生产车间和菜园——方便通勤、解决工人家庭后顾之忧的同时，也利于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

在中国，工人新村的选址主要考虑就近工厂，新村是作为服务工业发展的一种“配套设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住宅计划。以计划经济时期的上海为例，由于投资渠道和建造方式较为单一（政府统筹），工人新村在空间形态上的差异主要体现不同时期的户型差别，如“1001户”“两万户”等。

1865年机器制造商戈丹（Godin）在法国北部小镇吉斯（Guise）建造的“工人之家”（Familistère de Guise）是19世纪法国工人城的杰出代表。该项目占地6h㎡，由生产区和生活区两部分组成，前者包括锻造车间、办公区和菜园，后者包括住宅单元以及幼托、学校、商店、洗衣房、剧院、公园等公共设施。每组单元内部设有集会大厅，整个工人之家容纳工人家庭近500户。工人之家直到1968年才停止使用，1991年被列为法国国家古迹。

从发展历程看，法国的工人住宅建设在经历了工人城（cité ouvrière，1850s-1890s）、花园城（cité jardin, 1890s-1930s）和大型居住社区（grands ensembles, 1945-1973）三个阶段的发展以后，从1970年代末（石油危机和去工业化）开始逐步萎缩。特别是光辉三十年（1945-1975）期间为工人快速建造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其超大规模 、就业岗位缺乏、通勤时间长、公共设施配套不足、中低收入人群高度聚集等问题，遭到了普遍的质疑。2000年以后的多起郊区骚乱更是暴露出大居社区中青少年在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方面的困境。对这些“问题社区”的治理已经成为近二十年法国城市空间和社会团结的重要议题（荷兰、德国以及一些东欧国家也有类似的讨论）。

而上海的工人新村建设主要集中在1952-1958年，1979-1995年也有一段快速增长期（虽然工人新村并不是增长的主体）。随着19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单位制解体以及住房商品化的启动，工人新村逐渐退出了城市新建住房市场。今天，在一些早期建造的工人新村里已经出现一系列问题。关于工人新村的保护与更新也是当下上海城市文化和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

中国和法国（包括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人住宅建设有差异，但也有不少共同点。从法国的经验来看，1970年代以来工人社区衰败的真正原因是工人群体在国家产业转型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上海的情况也类似，如19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工人新村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机制。要找回工人新村昔日的荣耀和尊严，仅靠空间手段是远远不够。

法国西南部石油城穆朗（Mourenx）的大型居住社区（1956年）

“如何对待中低收入的居民，体现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气量”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出了“新村工人”的概念，你赋予它怎样的含义？这个概念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否依旧存在？

杨辰：这可能是本书的一个发现。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当时能够被分配到新村住房的工人，更是工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大多是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表现优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对新村环境和单位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认同。直到今天，一些上了年纪的劳模和他们的孩子们回忆起当初搬进新村的情景，依然是激动而自豪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村工人”的身份是通过国家/单位、社会、个体三方面建构起来的，是个动态的过程。当社会环境、确切的说是“国家/单位与工人”“社会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人自我认同发生了变化，“新村工人”这一社会身份的内涵也会随之改变。这就是本书讲述的新村二代工人的故事：在经历了上山下乡、返城、下岗等一系列的社会事件。虽然他们还是居住在新村里的工人，但与父辈相比，“新村工人”的内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澎湃新闻：如今的工人新村逐渐不再成为社会焦点，这可能是产业转型的必然结果，在你眼中，工人新村是否有必要重返曾经的辉煌？

杨辰：刚才提到了，无论是工人新村还是新村工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然生产这种空间和建构这种身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还要继续维持或重返曾经的辉煌其实是很难的。

在我看来，新村工人是为共和国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两代人，他们的故事无论是喜是悲，他们的声音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值得更多的人去了解与倾听。

在书中，我还特别强调了住房的重要性。新村工人面临的困境是全方位的，但最困难的还是住房。在这样一个有60多年历史的工人新村中，你会发现，居民的家庭关系、邻里矛盾、未来的生活计划和最后的经济资本可能都和房子有紧密的联系。住房的极端重要性不仅对于新村工人适用，对其他中低收入居民（动迁安置居民、保障房居民、失地农民等）也同样适用。如何对待中低收入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否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的声音能否被大众听到，象征着一座城市的气量。作为卓越的全球城市，我觉得上海有这个气量。

曹杨新村鸟瞰图（1957）

澎湃新闻：作为城市规划学者，您如何看待工人新村的空间规划？新村经验能否为上海今天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杨辰：工人新村不仅是一项住房建设计划，也是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一次可贵探索：通过创造新空间、选择新居民，树立新的生活规范，实现培育社会主义新工人之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新村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

具体说到空间规划，工人新村在选址、住区规划和户型设计三个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选址方面，工人新村非常关注居住与工作之间关系，绝大部分的工人新村都选择靠近工业区，这种“先生产后生活”的选址原则虽然造成了新村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的滞后，但客观上也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追求的“职住平衡”效果。新村规划不是孤立地看待居住问题，而是把居住和就业岗位看成地区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

在住区规划方面，新村规划师创造性地把不同等级的居住空间单元（居住区、小区、街坊、组团）与管理单元（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块长、楼组长）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大大提高了基层社会的管理效率——这与我们今天很多大城市采用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户型设计方面，工人新村十分关注住宅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在邻里交往方面的作用。举个例子，在曹杨一村的户型平面中，单元入口的院落是由左右两个对称的厨房间（三户合用）围合而成。各家主妇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可以随时看到进出单元的邻居、陌生访客和在门口玩耍的儿童——这增加了邻居交谈的机会，保证了社区安全（1980年代以前的新村居民很少锁自家房门），也起到了看护儿童的作用。这个入口院落也成为了新村住宅中最活跃的交往空间。从这些巧妙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新村的规划设计虽然标准不高（造价和面积受到严格控制），但设计上充分考虑了使用者体验和集体生活需求。这对于当前上海市在大力推广的人才公寓、青年宿舍的规划设计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曹杨一村户型平面鸟瞰图（两个厨房之间为单元楼入口院落）

曹杨一村住宅室内及单元入口院落生活场景复原图

澎湃新闻：本书还提到工人新村如今已经变成“纪念地”的形式，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保护政策？

杨辰：曹杨新村作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工人新村，红色文化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列为遗产保护对象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遗产和文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往往有大量居民在实际使用。像曹杨新村，它既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04）、首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2016），也是新村工人日常生活的载体，是“活”的遗产。

以曹杨为代表的工人新村的保护与更新，应该在遗产保护和居住条件改善之间寻求平衡。换句话说，给居民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承同等重要，“静态的”“博物馆式”的保护方法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积极探索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政策创新和技术方法，把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下去。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曹杨一村刚刚启动了新一轮的综合修缮改造，通过这次成套改造，新村居民的居住条件有望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让“新村精神”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在纪念地背后，你也提到利益的博弈，你对工人新村的未来发展和建设有怎样的建议？

杨辰：关于曹杨新村的改造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讨论，我个人观点：曹杨新村列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说明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得到了专家和市民的认可。

这是一种进步：上海不仅有以弄堂为代表的海派文化，还有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和红色文化，这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新村的未来发展首先要回应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改善新村居住条件和提升社区环境品质——这个问题对于上海和中国其他的工业城市新一轮的社区更新有普遍意义。此外，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工人新村应当考虑新村精神的传承，这一点曹杨新村村史馆的做法值得提倡：村史馆不仅从档案、地方志和居民家里收集老照片和老物件，最大程度地还原当年曹杨的生活场景；同时，村史馆每年还会在曹杨地区的中小学生里挑选“义务讲解员”进行培训，请孩子们把曹杨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讲给参观者听——保护的同时也延续了新村文化，这对于重建社区认同和增加社区凝聚力都是有好处的。新村文化未尝不可以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资源。欢迎各厂先进生产者迁入曹杨新村（1952）

先进生产者入住新房（1952）

工人家属在新村草地上散步（1952）

澎湃新闻：对于工人新村的后续研究，你有怎样的计划和打算？

杨辰：本书的曹杨新村叙事基本止于2010年。2010至今的十年，这座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又经历了很多故事。所以我把这本书看作是工人新村研究的开端，而不是结束，对曹杨新村的后续研究实际上已经展开。最近我和研究生团队正在密切关注曹杨新村自2015年以来的一系列社区更新行动，特别是前不久新一轮的“综合修缮改造”计划——这一以“成套改造”为目标的设计方案如果实施，将极大地改善新村居民的居住条件。分析这些重大事件，不仅可以记录曹杨新村空间演变的轨迹，探索当下保护与更新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更要把新时代新村工人的自我认同、他们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和前60年做个比较，通过比较来认识社会变迁对新村日常生活的影响机制。

此外，正如前面所说，工人新村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我们准备收集和分析法国、前苏联、日本、韩国等不同国家的新村建设经验，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圈的新村规划和户型设计方法，发现其中的联系和区别。我们相信，新村经验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的知识流动网络。

2009年的曹杨新村 杨辰 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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