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坂上之云”：152年前的明治维新

原创： 复旦青年 复旦青年

商兆琦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政治思想史、东亚儒学史

复旦青年记者 王悦 王可 整理

复旦青年记者 王悦 编辑

明治维新是一场在外国威胁下，统治阶层内部由于长期不和与争权夺利而爆发的革命，是一场专制的、自下而上的变革。１８５３年佩里黑船来航与第十四代将军人选问题是摧毁 旧制度的两根导火索。这场改革使日本完成工业化，直接促成了日本帝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崛起。但军事工业化的主要目的和天皇专制传统的延续，为日本转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埋下了隐患。不到五十年，日本的确完成了一个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奇迹”，但其特殊国情也让日本走进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深渊，对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德川幕府的轰然倒塌

“轰然”这个词似乎强调了德川幕府倒台的突发性，但德川幕府的崩溃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危机酝酿所致。

首先是德川政府与地方大名的不和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亲藩大名都有资格继承将军之位，争权夺势情况愈发严重。实力雄厚的外样大名对于幕府垄断政权感到不满，想要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虽然德川幕府以小制大，勉强与地方维持了两百年的相对平衡。但根正苗红的名古屋感到自己受到东京的压制，终于选举了自己的继承人。

其次是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在战国时代，武士与农民没有区别，丰臣秀吉的改革让武士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得以分开。德川时代，拉帮结派，家康承认各地诸侯的相对独立地位，阶层固化便开始了。当时，农民改变身份的唯一机会是去武士家当养子。但是，武士阶层有自己的身份消费，需要以静态收入来对抗动态的市场，由奢入俭难，他们在江户后期新的经济形势下变得贫困，这种贫困加剧了社会的动乱与不满情绪的蔓延。德川时代经济上剥削严重，税率高达３／４，人口登记借助佛教实现，几千万人好像被关在几千个笼子里，下层武士集聚了大量的不满情绪，商人则在社会中从每个阶层攫取大量利润，导致自上而下、从统治阶层到下层武士或农民，每个阶层都缺钱，长州藩债务尤其严重。

日本各地藩镇割据。德川家康成立幕府初期，为巩固政权，把全日本各地的大名按照与德川家的亲疏关系分为三级。大名拥有巨大的名声和庞大的土地。最亲密的大名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德川家康把江户附近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称为“亲藩大名”。其中，以德川家康的九子德川义直（封地为尾张）、十子德川赖宣（封地为纪伊）、十一子德川赖房（封地为水户）最亲，被称为“御三家”。若将军家无嗣即从尾张、纪伊两家挑选继承人，水户家相当于副将军，原则上不允许从水户家入嗣，直到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打破这一惯例。

资历较浅的大名在东京任职，便于将军的控制；谱代大名指关原之战（德川家对丰臣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战）前就追随德川家康的大名。外样大名关系较远，他们被德川家康击败后表示臣服，至第11代将军之后与谱代大名的界限逐渐模糊。他们没有亲藩或谱代大名的权力，领土多在偏僻的外围，与幕府的核心统治区域相距甚远，其间联系变得脆弱而微妙。天高皇帝远，关注自身利益的外样大名开始与外国势力进行联系，成为倒幕的主要动力。

在这些外藩中，最令幕府忌惮的要数南九州的萨摩藩了。萨摩藩距离幕府的权力中心很远，四周又都是同样对德川幕府有敌意的外藩。同时，萨摩藩拥有占据着日本财政收入最多的地区，拥有团结一致、战斗力卓越的士兵，因此，萨摩藩毫不隐瞒对德川幕府统治的不满。萨摩藩在日本国内率先制造和使用现代武器，完全不顾德川幕府对外通商的禁令，以琉球群岛为基地，保持着和中国的商贸往来。萨摩藩得益于对外贸易的获利，地理位置又几乎全部沿海，其文化发展倾向于面向南方海洋的外国文化，而不是面向京都的本土封建保守文化。由于贸易资金的大量积累、早期以军事为目的的对西方工业的大量引进，以及对德川幕府的憎恨，萨摩藩在西南地区的其他三个藩（长州藩、肥前藩和土佐藩）的支持下成为进攻德川幕府霸权政治的先锋。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边缘藩镇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必然结果。

导火索：1853 佩里黑船来航

1853年，美国东印度公司司令佩里带着美国军舰强行叩关，逼迫日本签下《日美亲善条约》，日本从1639年开始的锁国令就此打破。但激化社会矛盾的点不仅在此，还在于德川幕府的不抵抗政策。

长崎，鹿儿岛，对马是有限的开放港口，最早因为捕鲸相关问题卷入围绕国际基地港口展开的纠纷。日本早有人通风报信称美国开放了太平洋航线，日本也目睹了中国的前车之鉴，自知不可能独立于世界。对待西方，德川政府采用了拖延、周旋的战术。将军不战而降造成了致命的屈辱感，因为将军恰恰是凭借其强大的武力来控制国家的，军事上的失败对其是非常致命的。京都天皇趁机在政治上复活，公卿贵族等聚集到天皇面前发泄不满。其中，公武联合执政代表了相对稳健的一派，而下级武士则代表了激进的一派。

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终于被佩里激发成为巨大的矛盾。下级武士被束缚在低级岗位上，没有上升空间，但又以历史上的豪杰为自己的楷模，他们想要改变命运，就要走较为激进的路线。最终，他们以“尊王攘夷”为旗帜，以武力推翻幕府，推翻既不尊王也不攘夷的德川政府。

假改革，真革命的维新

虽然号曰维新，但明治维新显然是革命，但它被有意装扮成了一次变革。

革命是什么？从天体运行的角度阐释，革命的词义是循环往复；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含义终于转变；到了马克思那里，革命的内涵是：推翻旧的，建立新的。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列岛所有居民的生活方式，改革后的日本四民平等；后来的民选议会同样至关重要。

明治维新在思想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福泽谕吉有这样的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他强调机会平等，因为不平等、不自由会损害人的人格，会让人变得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唯马首是瞻。为了获得“文明的精神”，必要学习西洋知识，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而不是儒家的伦理。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外在的文明器物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内在的文明的精神——独立平等和科学精神，却是很难获得的。福泽强烈反对儒学，认为儒学不符合文明的精神，认为把儒学遵奉为真理的社会是与近代文明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的。正是基于对于亚洲文明的极端批判，福泽提出了脱亚论，就是要与亚洲的文明精神一刀两断。福泽批评传统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朝鲜，虽然三个国家的关系可谓唇亡齿寒。西方知识最终打破官僚对于儒家学说的垄断地位与当时甲午战争的前哨战——甲申之战密切相关。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支持朝鲜革新派，而中国支持朝鲜守旧派。二战结束后，日本知识分子为了赎罪，才开始批评福泽的脱亚论。

▲福泽谕吉

到了明治维新后半期，日本带有了更多的亚洲性格。实际上，儒学色彩与神道教在日本很有市场。这些传统学说与文化能够帮助日本人抵抗西化思潮，维护文化自信，所以曾遭到冷遇的儒学一度复兴，人们重新强调逐渐被忽视的君臣、父子伦理。可以说，儒学受到利用，与统治阶级、权力相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政治环境紧密相连。

明治宪法与教育敕谕都包含了大量的儒学元素。为了遏制西化思潮，明治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树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并把忠君爱国定为日本的核心价值观。

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制度：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

加拿大学者赫伯特·诺曼在《日本维新史：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与经济》一书中，这样描绘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过程：维新时期封建特质的商人做出了政治上的妥协，使得日本产生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巨变，这种妥协合作带有深刻的旧政权痕迹，特别是在精神领域。因为在日本，通过政治制度、知识形式、技术上的突变等手段采纳现代的生活方式，进行国家转型和完全成熟的本国文化、心理表现之间，有一段较大的时间差。即日本从借鉴西方工业生产到国民心理上完全接受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古代日本以封建的忠义观念、家长制、武士道、樱花情结等种种精神遗产就如同萦绕在现代社会的幽灵，这种表面上不恰当、不寻常、不时髦实际上已经变成有利条件，因为工业化进程中的种种压力和冲击、各方利益的丑恶冲突，都由古老的思想习惯缓和、化解。

日本近代史的权威人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史的教授卡罗尔·格拉克( Carol Gluck)通过分析得出，1890至1915年间，日本国民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播促进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民族主义，其中天皇主权是明治现代神话中最虚幻的部分之一。格拉克教授认为，并非是明治政府简单地把天皇制度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天皇制度随着不同的时期对社会的复杂作用主要取决于当时人民的需求和特殊的事件。

作为所有争端（包括权力链条最末端尚未解决的争端）的最终仲裁者，天皇本应将整个日本纳入治下。他的代理人本应揣摩他的意图行事，以便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维护中央集权。但是，日本政治的设计体现了权力之间的制衡，天皇将各种决定权交给自己的谋臣，甚至会将某些利益让与他的竞争者，同时天皇也保持了权力。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具有寡头制的特征。明治寡头萨摩、长州两藩的联盟要比皇室更有权势，皇室的兴立要仰仗寡头们的合作，明治天皇只是扮演了寡头们的统合者的角色。

《大日本帝国宪法》与对外战争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标志日本开始宪政统治。伊藤博文与他的手下完成了两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以最高法律的形式强化天皇的权威；2.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天皇的实际权力。

▲岩仓使节团，从左起为：

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可以发现，尽管明治维新政治上最重要的主张是恢复天皇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强调天皇权力来自神圣的血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问责的，但这种主张并非说明日本处在专制的框架之下。因为天皇拥有绝对权力的同时，不能够独断专行。政治权力被分散，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作为开国元首的下层武士，互相不隶属的军阀。他们不受制于政府，仅仅听命于天皇。但实际上，武家政权成立之初天皇早已经丧失实权，天皇没有能力积极参与军事事务，武家对政治的掌控为日本狂热的民主主义与军国主义打开了大门，为“法西斯”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的第十年，朝鲜请中国帮忙镇压“农民起义”，并没有邀请日本，但是日本借口“势力平衡”出兵朝鲜——日本为了打破中国的宗主权，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抓住一切机会与中国开战。

李鸿章不想动用辛辛苦苦积累的政治资本，也没有必胜的信心，更妄想列强调停，所以先和谈。但是和谈失败，中日双方还是开战了。洋务派耗费了10年精力，寄托了无数希望的北洋水师就这样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占据了朝鲜，占领了台湾，得到两亿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政府年收入的2倍，使得日本财政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盈余状态，甚至国内的工业、教育各方面跟着受益；另一方面，甲午战争的胜利也说明了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宣告日本成为“列强”中的一员，获得了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

甲午战争使得日本社会无比兴奋、昂扬。他们迷信武力，认为天皇不可战胜，而一旦国家对外交往受挫，就动辄考虑以军事手段回敬对手，发动对外战争。

但是，日本的工业化受制于其有限的疆域内资源和较短的工业化时期，其工业水平并无法与西方各国相抗衡，甚至与旧封建国家俄国也有不小的实力差距。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一举惹恼俄国和德国，在三国干涉还辽被迫放弃后暗自聚集力量。第零次世界大战——日俄战争中，日军在旅顺死伤惨重，日本虽然屡屡获胜却无法消灭俄军主力，最后只能与俄国和谈。

总的来说，明治维新将革命包装成了一次维新。明治维新毫无疑问是一场革命，它在政治方面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创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和民选议会制。它废除了旧的法制，编纂了新的法典，改革司法，并且创建了国家的军队，在社会文化方面，它废除了武士阶层的世袭身份，打破了封建制度，消除了等级差别，开放了舆论、允许民间办报；并在社会生活方面向西方学习，确立了新的历法与时间标准等等。对日本的历史进程有着划时代意义。

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成败之间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领导力量不同。日本方面的“维新三杰”比清朝的洋务派小了将近30岁，阶层强盛迅速。中国的传统统治者是文人；而日本传统统治者是武士。比起现实而功利的武士，文人多了一份对传统思想和观念的执着。他们更难从已有的历史常态中走出来，更难以一种学习的态度去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于世界。

而饱受幕府统治压迫的武士们，恰是对西方知识与体制最为欢迎的一方。武士地位在德川末期已是朝不保夕，到维新之后，武士更是沦落到堪称悲惨的境地，他们的反抗可以为他们带来可观的利益与地位。

这对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言是不可能接受的事情，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可以迅速融入工业化浪潮，而中国则阻力重重。前者要维护原有社会，而后者要改变原有社会。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旧制度、旧文化的受益者和捍卫者；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则是旧制度的受害者和迫害者。

除此之外，两派的指导思想也不同。那个时代畸形的“中体西用”相比“脱亚入欧”与全盘西化而言，的确会在工业化上表现得更为迟钝与低效。而且儒学在日本也不是官方学问，所以日本知识界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向西方。夏目漱石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是用英语来进行授课、考试的，充分可见自明治年间起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为了进行现代化而先“西化”的准备。日本大臣对外国的考察长达600天，而满清大臣考察时间只有6个月。不仅如此，日本还一向对外塑造文明国家的姿态。所谓的“文明”，就是以向西方国家靠拢，远离传统的东亚文化圈为主要特征。

明治维新是一场武士革命。明治维新的四条路径——强兵，富国，立宪制，议会制各自不同，但共通之处在于4个政策目的全部由武士代表主导推进。四大目标未在革命领导人手上顺利实现，但是革命派武士走下台后，理性主义色彩浓厚的官僚上台，他们重视实务，稳扎稳打，终于成功实现四大目标。

但是对于西乡，木户，大久保，板垣来说，直到死，明治维新也还未完成，他们一往无前的决心，分量很重，和后人轻飘飘的认知不同。

明治维新的尾声：天皇法西斯国家

值得肯定的是，明治维新在经济、军事与政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治政府推行的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政策使得日本成功地从一个闭塞的岛国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特别与洋务运动相比，虽然两场改革相距30年，差距不大，江南制造总局与北洋水师成立之初也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洋务运动受阻停歇之际，正是明治维新如火如荼开展之时。在大幅度提升国力，完成工业化的同时，这场现代化进程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这从其此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的一系列“修约运动”中明显可见。

但是，维新中所畅想的大日本帝国却走上了一条歧路。这个新政府比它推翻的德川幕府更加强大、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明治时代过了仅仅20年，日本就变成了一个天皇法西斯国家，这事实上标志了明治维新的事业遭受到了巨大的挫折。这一点要回归明治维新的性质，在德川时代，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只占到日本总人口的6%-7%，明治维新缺乏群众的参与，其余的人口只是革命的旁观者，使其最终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游戏。

明治维新领导人想要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富强的国家，捍卫国家的自主，使日本能够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只能借助于建立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强有力的专制政权。

他们不仅制造日本来自同一个祖先的假象，而且煽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加强对外侵略，就造成日本军队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政府与人民力量过于弱小的局面。同时，在日本转向法西斯的过程当中，国内不健康的民族主义也发挥了很坏的作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 | 秦思晶

审稿 | 王英豪

原标题：《回望“坂上之云”：152年前的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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