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寺“三绝”寻踪

北京报国寺始建于辽代，起初因庙内有双松而得名“双松寺”，后来忽必烈为彰显将士功绩，遂称其“报国寺”。至明成化年间，皇家在旧址上扩建，遂将其改称为“慈仁寺”。然而，士大夫们始终心系“报国”，所以这“报国寺”的称呼也就传了下来，常见于诗词歌赋。清初，因京城实行满汉分居制度，原先位于内城的城隍庙书市被挪至宣南慈仁寺。

话说这报国寺内，有“三绝”闻名于世：一为双松，二为毗卢阁，三是阁内的一座窑变观音。

相传后“二绝”修于明代，而双松则为辽时旧植，傲立于大殿之前，最为醒目。明代，京城人士如有亲朋出广宁门，必在报国寺松下设宴饯别。据《春明梦余录》载：“东者可三、四丈，有三层；西则仅高二丈。枝柯盘曲横斜，荫数亩，移榻其下，梳风幂翠，一庭寒色。”

双松成荫，诗情也赶来配合画意。时刘道贞自邛州来，献上一首《观报国寺松歌》：“入京先闻报国松，想当高入云雾中。欲图欲赞自仿佛，仿佛不得其孤踪。”来自湖北公安县的袁彭年（袁中道之子）也有《过报国寺观二松》一首：“巍巍王畿，乔木惟盟。众松竞秀，二松则名。”还有凉州吴惟英的“生平爱敬松，见松亦无数。报国寺两株，不同凡松树。”以及萧山来方炜的：“造化钟精灵，在物必有归。睹兹报国松，想古徂徕非。”两首皆题为《报国寺松》。所谓应时对景，就全在这一唱一和之间了。

扩建后的报国寺有殿房七座，后院有毗卢阁，阁高三十六级，为当时北京的一个制高点，据明代《帝京景物略》载：“导之上毗卢阁。望三殿日光，四坛雨色，风定尘短，指卢沟。”登阁远眺者，京畿美景尽收。正如慈溪姚明山所吟：“冯虚渺无际，浩荡空人心。宫阙霭疑雾，郊原晴有阴。”（引《登报国寺毗卢阁》）

高处有美景，自然也少不了才子赋诗。明代名臣王鏊善作诗，有“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唐寅赠联）的美誉。被王阳明赞为一代“完人”的他，曾忙中偷闲登临毗卢阁，写下《登毗卢阁》：“俱忙不遂废闲游，天上回瞻十二楼。百战昔悲燕赵地，万年今作帝王州”。明代“前七子”之一何景明与友同登毗卢阁，呈上“今度慈仁寺阁游，翠烟冬日抱重楼。冥冥绣栱盘空界，袅袅丹梯接帝州”（《同冯光禄登慈仁寺阁》）。嘉靖“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23岁（1529年）进京会考即取得头名，在京任职的数年间，也留下了一首《登毗卢阁》：“高阁迥临飞鸟上，丹梯千仞愁攀登。”

至此，三绝已观其二，而剩下的这座窑变观音，却是报国寺中最神秘的物件。

传闻观音出自景德镇，奉万历李太后懿旨供于报国寺内，因通体呈绿色，京城谓之“窑变观音”。所谓“窑变”，清代《古窑器考》解释为：“至若出器，时有窑变，非人力所可致。”有关观音的记载则寥寥无几，如景陵龚奭礼的“因缘非所作，自在具威仪。烟火观空幻，琉璃入妙思”；以及麻城刘侗的“观音火观，现琉璃身。非异非祥，非他鬼神”等，皆妙不可言。

在报国寺过客中，顾炎武或是最重要的一位。顾炎武初到北京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一眼就相中了报国寺，当时寺中松树仍然挺拔。据《清史稿》载：“（顾炎武）所至之地，以二驘二马载书。”所到之处必用二头骡子和二匹马来驮着书籍，那么，寓住寺内的这段日子，顾炎武自然也得仰赖松树来安顿那几匹相伴左右的骡马了。

要说这顾炎武与报国寺，可谓相得益彰，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先生爱书，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清史稿》）北京为历代古都，藏书坐拥百城，其中还属报国寺书市最盛。其二，先生好交友，“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 （《清史稿》）而报国寺自明代以来，便是文化名流荟萃之地。其三，先生爱国。清军入关后，先生为求良心所安，断然拒绝仕清，《清史稿》载：“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待南明瓦解，先生才自昆山北上。

在寺中，顾炎武潜心著述，其间亦遍游京城，留下《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著作，影响深远。而他最为著名的《日知录》，也正是起草于这段时期。恰逢国家动荡，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写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惜直到鸦片战争结束，才有人想起了这句话。

道光二十三年（1843），翰林院何绍基、张穆等人主动集资，在报国寺顾炎武生前居住的西院修建了顾亭林祠，一是纪念这位“开国儒师”，二是希望唤起国民的危机意识。后来，梁启超又对顾炎武的言论做了总结：“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如今，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的报国寺仍然屹立于广安门内，现存建筑群为清乾隆十九年（1754）修缮，与西路的顾亭林祠相通，但面积已大不如前。原双松处现有两通石碑，分别为乾隆年立《御制石碑》、以及光绪年立《重修昭忠祠记》。 □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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