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象透镜张玉胜,“乡长起诉家长”的法治样本意义

官寨乡人民政府为了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当地乡政府会派工作组去外省追人，班主任会把全班学生的身份证集中保管，其中被认为最有力度的做法是“乡长起诉家长”。去年 12月 20日，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在官寨乡中心学校开庭审理一起“官告民”案件。官寨乡人民政府作为原告，起诉这些孩子的监护人，请求法庭敦促他们履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回学校。(1月 1日《 中国青年报》)

确保适龄儿童入学“一个不能少”，这是白纸黑字写入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是身为孩子父母必须依法履行的监护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鲜见有家长因孩子辍学而受到法律的责任追究。丘北县官寨乡人民政府以“原告”身份起诉家长因孩子辍学而导致的“失责”行为，显然不无破冰效应，其传递给社会的样本意义更值得关注。

平心而论，随着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进步，当下的家庭没有哪个父母会不让自己的适龄孩子读书。导致孩子辍学、失学的原因也许多源于家长无可奈何的客观因素，比如受家中病人的拖累、经济条件不允许等等。但在脱贫致富和扶贫攻坚的当下，这无疑会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爱心援助，不应该成为孩子就学的制约瓶颈。

除此之外，辍学便只剩家长或孩子的两方面原因。鉴于孩子不懂事和家长的监护人身份，即便是源于孩子的过错，但“错在孩子、病在父母”的监护失责也是不容推卸的。比如，本案中父亲张世银之所以因孩子辍学而成为“被告”，很大程度上是缘自他的态度消极和不主动作为，面对班主任老师为此做出的家访、打电话、发短信等的敦促努力，张世银始终没有积极回应，甚至还把老师的电话号码拉入“黑名单”。这显然是一种不作为、不尽责的违法悖理表现。

围观“乡长起诉家长” 的官告民案例，积极效应显而易见。首先，彰显出当地政府的教育担当。践行义务教育法不能停留于口头，也不能只寄望于家长的自律，政府的依法行政和教育担当不可或缺。人们注意到，官寨乡政府为找回辍学的学生，的确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派工作组去外省追人、让班主任把全班学生的身份证集中保管，甚至不惜把失责家长告上法庭。

其次，对家长履行监护之责颇具“ 震慑力” 。 也许，过往的许多家长对孩子辍学要么无计可施，要么无所谓；对老师的“ 劝返” 也习以为常，甚至产生厌烦、抵触情绪。如今有了穿制服的乡司法所、派出所的部门介入，并送达“传票”、动用执法公务车，辍学家长甚至可能成“被告”。这种追责执法显然会对辍学管控产生极大震慑力，倒逼家长想办法履行好监护责任。

其三，对辍学和在校学生也会产生心灵震撼效力。为让自己重返校园，包括当地政府、所在学校、班主任老师、政府部门等都做出了积极努力，自己的父母甚至成了“被告”，这足以表明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如果此时加上父母的顺势引导，势必会激发起孩子的学习激情与感恩心理，在校学生也会由此受到触动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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