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升级版”号贩子

■本报评论员 扈宏毅

医院挂号平台的技术升级，法规条例的完善，对基层医院给予软、硬件发展的扶持，包括分级诊疗在内的医疗资源配置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号贩子的生存空间，为病人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就医环境。

当普通挂号者还在“百米跨栏”时，某些号贩子已经抵达终点了。“梁先生”是北京一位号贩子的微信ID，据报道，他花了6000元，就拥有了一款面向北京20余家医院的抢号软件。因为覆盖的医院多了，抢到号的概率高了，梁先生比过去赚得更多了。他不必彻夜排队，算法替他跑腿。直到2019年，他被迫告别医院时，多了一个身份：北京市首例利用软件抢占医院号源案件中的关键人物。警察见到他时，他桌子上摆着一台电脑和11部手机用于抢号。

尽管科技的进步使得号贩子的抢号方式与时俱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因为目前，我国对于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号贩子尚没有针对性规定，传统的号贩子只能以扰乱公共秩序与倒卖有价票证等原因受到行政处罚，最多拘留15天和罚款1000元。但现在，使用抢号软件的网络抢号行为，意味着对医院挂号平台中正常挂号的网络传输数据进行了修改，直接违反了刑法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号贩子们很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

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通宵排队的病患家属得到了一点安慰，但尽管如此，抓到几个号贩子处以刑罚，并不能有效杜绝黄牛党的出现。一方面是公众对优质号源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某些病患甚至主动寻找号贩子，希望通过他们增加挂号的成功率，毕竟没有号贩子，甚至可能像新闻里说的那样，要想挂到热门专家的号，还得等上几年。另一方面，软件平台背后的竞争依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如号贩子们宣称的：手持为某医院独家定制的抢号软件，主攻某家有独立挂号平台的医院。

医院的“黄牛党”与铁路“黄牛党”、演唱会“黄牛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出现的，相关部门不必任何时候开展整治行动，但是医院“黄牛党”每天驻扎在首都的各大医院，只要有人看病，他们就会成为横亘在病人和医生之间一道高高的门槛，并攫取着病人口袋里宝贵的救命钱，扰乱着正常的就医秩序。所以，整治医院“黄牛党”就不能只是“一阵风”似的行动，而是要长期不懈地给予严管、打击和惩处。

医院“黄牛党”屡禁不止，专家号一号难求的局面，根源仍在于医疗资源的紧缺和失衡。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在北京，那么各地的病人就都会往北京跑，结果还没看上病，仅挂号就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等不起的病人，不得不找号贩子买“天价号”，买到了还得谢谢人家……

刑法是维护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处罚只是一方面，如果不利用综合手段加以治理，升级版号贩子还会带来更大的难题。医院挂号平台的技术升级，法规条例的完善，对基层医院给予软、硬件发展的扶持，包括分级诊疗在内的医疗资源配置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号贩子的生存空间，为病人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就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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