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种”的成因 恐怕不能只看长相

伴随着“蛇蝎美人”劳荣枝的归案，“天生犯罪人”这一近年来时常被公众提及的概念再次甚嚣尘上，成为连日来各界热议的话题。

回顾当年，法子英与劳荣枝是在一场婚礼上相识。法子英是九江当地的小混混，曾因抢劫罪被判刑。而劳荣枝刚刚师范毕业参加工作，是当地一所小学教师，且身材苗条，容貌姣好。谁也料不到这二人的结合，却开启了一场以杀人为业的世纪孽缘。

1995年法子英因犯事携劳荣枝离开九江，前往深圳。后司法机关查明，1996年至1999年，二人在南昌等地用色诱的作案手法实施绑架、勒索、抢劫等犯罪，前后残忍杀害七人。他们既谋财也害命，穷凶极恶，作案后不留任何活口。

而据媒体报道，其中一个受害者陆中明，仅仅是法子英从市场上随机带回来，为了向被绑架勒索的另一名受害者证明“自己敢杀人”。

世间真的有人天生就是坏种吗？面对这一拷问灵魂的话题，中国法院网评论文章指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出于社会防卫的需要，不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顺理成章，便是法外追责也未尝不可以考虑。反之，则需要谨守刑法的谦抑性，同时强化刑罚的教育和改造功能，而不是简单地一关了之、一杀了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对人性的认识。

古今中外，有关“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争论未曾停歇。西汉大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他基于其“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提出了“性三品”说。在董氏看来，无论是人的形体还是性情，均是化天数而成，天分阴阳二气，人有善恶之别。具体来说，由于阴阳二气的化聚不同，人性可分为三种类型：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得天独厚，秉性纯良，不待教而成；中民之性气质驳杂，可以为善可以为恶，需要教化的引导；斗筲之性全是浊气所钟，属于冥顽不灵之徒，无法教化，只能运用刑罚来制裁。

无独有偶，董仲舒之后两千年，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1836年-1909年）基于病理解剖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天生犯罪人”（borncriminal）理论。龙氏认为，有相当比例的犯罪人之所以实施犯罪，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遗传和基因决定的。在精神层面，这些犯罪人通常表现得冷酷残忍、麻木不仁、缺乏怜悯心。在龙氏看来，天生犯罪人生理、心理、体质上的异常特征其实是一种返祖现象，他们是一群出生在文明时代的野蛮人。就此而言，这些人的犯罪具有不可避免性，而且是无法改造的。这也就为刑罚尤其是生命刑和监禁刑的适用提供了某种正当性依据。

不过，在同济大学法学教授金泽刚看来，所谓的“天生犯罪人论”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实际案例中，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难想象，如果‘天生犯罪人论’果真具有科学性，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只需采用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便可轻松发现和预防犯罪。但目前来看，这恐怕是天方夜谭。”

金泽刚表示，近年来，每遇恶性案件，不少人均会提到“天生犯罪人论”。的确，一些恶性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存在常人难以理解的反社会人格，当这种反社会人格无法被合理解释时，通常就会归于“天生犯罪”。

但实际上，这种归因不仅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犯罪者的主观恶性，也往往阻碍了人们对犯罪原因的深入挖掘。

通过梳理法子英、劳荣枝系列绑架杀人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反社会人格”的背后仍有更深层面的社会原因。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法子英的犯罪或许与他充满劣迹的成长轨迹有关。仅上了三年小学后，法子英便辍学了；15岁那年，他因抢劫被劳教3年，出来后很快又因抢劫、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后来改判为8年。

正如被抓后，他在接受警方讯问时供述称，自己就是“吃绑架这碗饭的”，宛如将杀人当作职业，“赚钱就要不择手段，杀人只是为了灭口。”可以说，教育上的缺位，让法子英少年便步入歧途，并且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自我强化，最终成为一名极其残忍的杀人犯。

而劳荣枝的犯罪道路又不同，她受到良好的教育，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在其年仅19岁时，劳荣枝认识“坐过牢”的法子英后，对他产生了钦慕“英雄式”的崇拜，并与之相恋。

“可以说，年少轻狂时错误的人生观和恋爱观，让劳荣枝陷入与法子英共同犯罪的泥潭，直到万劫不复。劳荣枝的残忍可以说是附庸性的，不仅老邻居，还有她在中专学校就读时的校友，都对劳荣枝的犯罪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而当年侦缉犯罪的科技水平有限，犯罪数量相对增多，则是大背景。”《新京报》如是表示。

因此，仅凭长相就断定这对“亡命鸳鸯”是天生犯罪人自然站不住脚，但在他们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三观对人生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一个崇尚法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环境，也同样可以对人生起到及时的矫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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