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读《译余偶拾》■刘英团

“最后的士大夫”杨宪益先生学贯中西，是一位大学者。是他，将阿里斯托芬的《鸟》、法国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普劳图斯的《凶宅》、萧伯纳的《凯撒与克丽奥帕脱拉》《卖花女》译成中文，又与夫人戴乃迭把《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楚辞》《屈原》《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关汉卿杂剧》《老残游记》《白毛女》《呐喊》《鲁迅选集》《魏晋南北朝小说选》《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集》等大量古今名著译成英文。香港大学因杨宪益“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以及“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译余偶拾》就是杨宪益“译”路治学过程中书写的一部具有深刻学术内涵和历史趣味的随笔集。

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字交流，也是一种思想交流，甚至是人格上的碰撞。尽管杨宪益自言，“重读这些青年时的笔记，觉得内容上问题不少”，但《译余偶拾》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就足以说明，杨宪益之言是一种大学者的“自谦”与“自知”。正如著名历史学者、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王敦书教授所言，《译余偶拾》辑录的文章和笔记及文史考证，“都是孤陋寡闻的我以前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读后获益匪浅”。说杨宪益“博大精深、高瞻远瞩”，一是就他的全部学问而言，其中包括其对拜占庭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但并不专指此；二是指他根据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和对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的掌握，对照中外各家学者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出独立的结论，成就一家之言，启人深思，推动了学术的讨论和研究。

译，把语言从此岸摆渡到彼岸；译，重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译者，延续薪火，得彼而新。优秀的译者，不会自囿于干预（intervention）、侵入（invasion），抑或操纵（manipulation），而是为了滤除僵劲拙力，最终实现超越——超越他者，更超越自我。“杨宪益作为一代富于学识和眼界的中国学者，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发展。”正如英国利兹大学教授迪莉娅·达文所言，杨宪益翻译的作品跨度大、数量多、质量高、影响深。他和夫人戴乃迭一起，将时间跨度达两千年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他们翻译的鲁迅作品选也让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再现于英语世界。杨宪益认为，“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东西应该都可以翻译，不然的话，人类就只可以闭关守国，老死不相往来了”。在《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中，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等学者全面梳理了杨宪益的翻译理念及翻译实践，深刻描绘了他的翻译情怀与翻译思想。

译者学者化，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具体是指兼具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双重任务的人。杨宪益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从《史记·大宛传》到《明史·拂菻传》，历代史书多次提到犁靬、大秦、拂菻等地名或国名。外国汉学家纷纷进行考证，提出众多推测和看法。杨宪益在《大秦道里考》和《大秦异名考》中认为，大秦和犁靬在安息西北方向，不可能是西南方的叙利亚、亚历山大城或罗马。他认为，张骞通西域时西亚的大国尚为希腊而非罗马，因此犁靬一名必与希腊有关。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杨宪益不断实事求是地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还以大秦和犁靬为例，杨宪益最初认为是指希腊，后来认为是指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拂菻，《魏书·高宗纪》《显祖纪》记作“普岚”，《北史·西域传》作“伏卢尼”。杨宪益在《汉武帝与拂菻》中说，武帝后元二年“立皇太子弗陵为皇太子”，“弗陵”一名甚奇，颇似外国字音译。倘若“弗陵”“拂菻”之间真有关联性，其间的内涵就值得探讨了。

为文之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今天的译者，多把翻译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其实远非如此，它更多的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并因此影响另一种文化，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便于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方式，使其成为该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杨宪益是有清醒认识和自知的。即便翻译了上千万字，杨宪益也总淡淡地说自己并不是翻译家，也没有做多少事情。正如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叶匡政所言，在我们的心里，杨宪益先生是一位高山仰止的学者，迄今无人能及。《译余偶拾》辑选了97篇学术随笔，内容涉及历史、语言、文学、民俗、宗教、民族、政治、训诂等诸多学科，这些文章不但充分展示了杨宪益深厚的旧学与西学功底，且对我们当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也大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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