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复旦食堂趣忆

读史老张

算起来，复旦食堂已有逾百年历史。1912年初，复旦公学迁到徐家汇李公祠（今华山路复旦中学内）办学，供奉李鸿章牌位的祠堂大殿，就是食堂（当年称“膳厅”）。因复旦属私立学校，交得起学费方能上学，学生伙食还算不差，其中肉丝炒蛋与醋熘白菜最受学生青睐。

那时，李登辉老校长常在食堂用餐。李登辉出生在爪哇，就读于耶鲁大学，初到复旦时满口英语。课堂上，他力主用英语教学；但在课外，他用中文表达的兴致很高，食堂是他练习的课堂。每餐坐下，他必用生硬的发音问学生：“贵姓？”他规定，吃饭时大家不准讲英语，谁说一句罚洋一角。结果，每天罚款总是数他最多。

抗战爆发后，复旦被迫西迁。1938年2月，迁至重庆黄桷树办学，校舍破旧，史称“茅屋”，食堂条件更差。那时校方举行公宴，只能设在蒋碧微教授住处。蒋碧微是画家徐悲鸿之妻，时在外文系教授法语，因家境优渥，吃得考究，又会打理美食，她的住处由此得名“光禄寺（古代膳食机构）”，常常高朋满座。据蒋碧微回忆，“如果有要人或贵宾到复旦视察参观，黄桷树没有好菜肴款客，校方总是借我们的‘光禄寺’招待嘉宾”。

1942年1月，复旦改为“国立”，办学经费稍有着落，便在夏坝筹建新校舍，食堂是主要建筑之一。不过，食堂伙食却极差。据1941级新闻系学生邵嘉陵先生回忆，那时国难当头，粮荒严重，早餐只能吃“五毒稀饭”（稀饭中混有石子、老鼠粪、蟑螂、蚊子、苍蝇）。即便这样，还粥少僧多，每到饭点，同学间免不了争抢一通，男生自然争先，女生也不甘落后，“有一次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原来是一位女生被挤进了粥桶。”自此以后，夏坝开设了女生食堂——这是复旦食堂史上唯一出现过的性别食堂。

1946年返沪后，复旦师生分别在江湾校园南侧的“三村四庄”（师生宿舍）居住，最大的食堂设在德庄（今第三宿舍）。德庄食堂设施简陋：八人一桌，不设椅凳，大家都站着吃饭。1946年底，青年诗人牛汉先生因躲避国民党追捕，忽然来到德庄，寻求在史地系就读的诗友冀汸等同学帮助。牛汉挤住在学生宿舍，在德庄食堂混饭吃。晚年的冀汸先生感慨道：“牛汉个子高，近两米……大家站着吃饭，他的头便浮在众头之上。从安全角度说，颇为不利。”后来，牛汉在地下党帮助下才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在公共食堂里，只有一位就餐者吃得还算体面——他就是当年复旦唯一的苏联留学生米沙（季塔连科）。米沙是哲学系教授严北溟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住在第二宿舍，他妻子娜嘉在外校留学，每周回来一次。按规定，米沙可享受“特供”肉食。不过，那时的生猪都瘦骨嶙峋，几无油脂。娜嘉脾气急，每次看到精瘦的猪肉就光火，“有时拿着从苏联带来的罐头，满装着膘肥脂壮的猪肉给厨师看，她说：‘你看，苏联的猪肉多好，食堂供应的猪肉应当这样。’厨师们不是文盲，他们看到这是中国出口的罐头，只有把闷气咽下去……”后来，公共食堂终于办不下去了，合并成为“中灶食堂”（今教工食堂）。

我考进复旦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记得当年我们常在中央食堂用餐。那时，我在中央食堂经常看见一位推着破旧“老坦克”（自行车）的老人，提着搪瓷碗前来排队就餐——他就是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先生。夏征农年近八旬，德高望重，既是《辞海》主编，又是新四军老战士，我们都对他心生敬畏，但他却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有一次，他端着饭碗正好坐到我身旁，问我：“你是哪个系的呀？”“历史系一年级。”我怯生生地回答。“哦，学中国通史吗？”“是的，现在正在上‘先秦史’。”他沉吟了一下，笑道：“依我看，历史课可以倒过来上：先学现代史，再学近代史，最后才学古代史，你看如何呢？”“这……”不知这是夏老跟我开玩笑还是他的真实想法，我一时竟无言以对——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即便是今天，我也答不上来。不过，这段食堂问话，让我感到温暖，一直珍藏至今。（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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