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音堂十五年 一个上海文艺地标的诞生

2004年育音堂以演出主办方身份成立的时候，中国主流音乐体系外的音乐人们虽已经历1990年代的爆发期，想正经找个合适的演出场所仍然困难。这一年，今天的行业巨头摩登天空已经诞生，但全国几乎没有像样的Live House，只有零星的音乐酒吧。乐队要演出，只能在酒吧和娱乐场所，或介于二者之间的场地。另一个摇篮，迷笛音乐节已经免费办了几届，但直到这一年的10月，它才向观众收取10元门票（作为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的门票），开了中国音乐节收费的先河。

育音堂在上海成立的时候，张海生和另外几位合伙人还在上班。他们用业余时间各司其职地筹办演出，从纪念约翰·列侬被枪杀的12支乐队联演，自中午十二点持续至午夜十二点；到日后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乐队“顶楼的马戏团”圣诞夜专场……

在育音堂找到落脚点（先是龙漕路，然后是凯旋路），从演出主办方摇身变为Live House经营者之前，张海生的工作是上海ARK酒吧的调音师及两支乐队的乐手。2001年5月，ARK开业，成为全国音响设备最好、理念最先进的Live House先驱。张海生自开业起便在此担任调音师，多了一重主办方身份后，ARK自然成为他们的演出场地之一，还有东大名艺术创库、比翼画廊，等等。

2007年随着策划的演出渐多，一直在寻找固定演出场所的育音堂搬进面朝延安西路地铁站、背靠天山公园的现址。年底证照齐全。对乐队和歌迷来说永远亲切、永远可靠、永远包容的育音堂，见证一代代本地乐队的成长。

十五年前张海生长得像英俊的唐僧，现在像唐僧发了福，还跋涉在取经路上。2018年在中山公园边上开了新店“育音堂公园”之后，他每天两头跑，工作时长和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无异。但老张没有双休日。最初的合伙人都走了，伙伴换新人，只有他坚持到现在。

和育音堂在同一时期起步的同行们消失的消失，做大的做大，保持现状的极少。“开小店很枯燥，有时候乐队水平太差……；在这一行，离开的都比留下的过得好。”张海生不是理想主义者，不说漂亮话，野心不大。但那么多年过去，育音堂仍是本地乐队的第一座学校和舞台，外地巡演来沪乐队的心仪之地，所有来过这里的音乐人怀有最深厚感情的上海Live House。太多回忆在这里发生。演出，喝酒，踢球（那时候公园收门票，晚上关门后草坪就变成育音堂的后花园），演完后人们流连不去，大家有一个共同愿望：尽量延长夜的长度。

今年是育音堂成立十五周年，他们难得地花头筋很透，搞了跨年演出、十五周年颁奖礼、回忆征集、纪录短片、人物系列专访、回顾展示。本来想以育音堂历年的跨年演出为脉络听老张讲故事，结果不成，“跨年嘛每年都差不多，大家都蛮高兴的”。那就来听老张讲讲育音堂的十五年。

在育音堂公园跟老张聊天。当天下午有几支乐队来调音，准备晚上的演出，说是“乐队的夏天”导演组会来看。来的都是南京乐队，老张站在门口吃着冷风迎接他们，“你们南京乐队很厉害哦”。但后来导演组似乎爽约了，没来。

以下是张海生的自述。

张海生 澎湃新闻记者 钱恋水 图

“当时全国都没有Live House”

我毕业以后在琴行做过，当过调音师。在ARK做调音师的时候，它以日本的方式在做，经营困难。他们一般晚上找乐队翻唱流行歌曲，偶尔接日本和国内的巡演，都是包场性质。这种情况下，给本地原创音乐的舞台空间很少。

2004年育音堂注册成立公司，一开始是做演出策划。当时上海做演出策划的很少。孙孟晋在做，但做的场次很少，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我们跟不同的场地合作，做了幸福大街，声音玩具等。在东大名路创库做过“顶马”的圣诞夜专场，还搞了个中午十二点到午夜十二点的小型音乐节，一共12支乐队登场。

2006年演出多起来了，六个合伙人都还在上班，大家负责不同工作，开始想找固定场地。下河迷仓的底楼空着，地方不大也不贵，就租下来了。当时全国都没有Live House，北京也没有，只有介于酒吧和娱乐场所中间的场所。

2007年搬到凯旋路的老育音堂，年底证照齐全。同年，北京MAO Livehouse开张。

2003-2010之间是上海本地原创音乐的黄金时期，之后进入漫长的低谷期。

2009-2010是个转折。这一年我们的跨年音乐会阵容蛮强的。模仿林肯公园的蘑菇团到了成熟期，FAF刚出道有股新生的力量。空想家这时候陈粒已经走了，但还在演。这些团到15-16年基本上都停了。

凯旋路的育音堂老店

“怎么坚持下来的？省呀”

育音堂关注的是本地音乐场景。我们想让更多新乐队有演出的地方。刚起步的乐队没法演很大的场地。

我们场地小，两三百人的容量，门票从最开始的30块到现在100块很久没涨了。其实按照现在的物价，应该涨到200块。像我们这样大小的场地，如果在松江大学城开饭店，一年大概可以挣200万。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

（门票收入）我们和乐队一直是三七分成。当然，有资本的演出公司也会操作一些场次。

“怎么坚持下来的？”省呀。一个人做几个人的活。比如昨天老店里办了个民谣演出，卖了七十多张票，按成本来算是亏的。平时的演出大部分都是亏的，靠周末盈利。

“对面开了啤酒阿姨之后，酒水我们竞争不过了”

观众刚开始以大学生为主。现在年龄层宽一点了，从18-30岁都有，40岁左右的偶尔也会回来看看。

我们统计过，上海如果同一天主要的Live House同时开演，万代南梦宫、摩登天空、MAO、Lofas……加上我们两家店，可以有5000多个观众。也就是说，有这个观演习惯的人数大约在5000-10000人之间。这个数字在上海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反过来说上升空间很大。

2018年开新场地是因为刚好有这个机会，长宁区政府也支持。新店模式和老店差不多，但是现在好演出会放到新店，老店受影响。（新店）这里中国台湾、日本的演出多，格调高一点，老店以本地的为主。

酒水？我们这里对面开了啤酒阿姨，酒水上我们竞争不过了。他们卖得便宜嘛。

现在的演出场地越来越像剧场，能够带动周边消费。老店对面的麦当劳在开场前总是生意很好，人家先去吃一顿再来看演出。但现在的观众看完演出以后不会都留在店里。结束后他们会分成一拨一拨，去找下一趴的地点。

育音堂音乐公园（新店） 澎湃新闻记者 钱恋水 图

“新乐队在某个瞬间迸发出强烈的东西，我还是会很激动”

我96、97年入行，接触到一些主流艺人，知道是怎么运作的。不喜欢。我们这里也会有流行艺人来演出，一般他们的时间卡得很紧，写了八点开始就一定要准时。乐迷都希望有位子坐。我会跟他们说，八点观众还没来，要不要晚点。但如果他们一定要准时开始，就让他们开始好了。

也会碰到太松散的（音乐人），但喝酒迟到演不了这种极端案例近几年少多了。太松散了也要管要骂的。

前段时间流行后摇，现在是city-pop。我不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确定演出，但一定要是认真的。前几年民谣火的时候有民谣艺人琴不好好练，到处巡演又没人看，我就会劝他们先回去练琴写歌再出来。

有日本人来看演出，很诚实地说把台上的乐队当业余爱好者来看。但是，有些新乐队会在某个瞬间迸发出强烈的东西，我还是会很激动。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在一个月里经常来。他喝到半醉的时候跟我说：“大部分都是shit，但有小部分不错，跟纽约的乐队一个水准。”

我觉得中国的乐队一定要走出去，不能老是留在这里当井底之蛙。

关于颁奖

问题不应该是：为什么今年颁奖。应该是：为什么之前都没有颁奖？

颁奖那天（1月11日），北京的School（也是一家老牌Live House）也搞颁奖。人家的名单好长，我们的就很短。

育音堂音乐公园（新店） 澎湃新闻记者 钱恋水 图

“该工作去工作，该劳动去劳动”

现在大城市不再是绝对中心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乐队都来自二三四线城市。一是因为生活成本不高，二是找乐手和排练比较容易。有互联网之后，在小地方也一样能接触到资讯。那里生活压力小，但可以去大城市体现他们的音乐。

最近几年的像卧轨的火车、动物园钉子户，都属于此列。“草东”是“万青”成功的模仿者，青年情绪的集合。万青更严肃。

“万青去哪里了？”有钱就舒服了。

“为什么大理聚集了很多音乐人，反而没出什么特别好的乐队/作品/项目？”也是因为太安逸，不思变，就慢慢地不吸引年轻人了。一个转型成功的例子是郭顶。他本来是R&B出道，后来换了风格，也确实做得好，就成功了。以前票房很好的野孩子什么的，现在也没有以前卖得动了。

我们那一辈太苦了。我现在认为做音乐一定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你知道Kurt Cobain怎么死的吗？生病死的。跟他早年穷困潦倒在大桥底下睡觉落下的病根有关系。

总之，该工作去工作，该劳动的去劳动。

“开小店很枯燥，坚持下去很难”

我自己每年会抽时间去日本看演出。几大音乐节看下来，国外好乐队够看了。除此之外，过年会关店半个月走走亲戚。其它时候每天上班，两家店两头跑。下午两三点到，晚上演出不一定看到结束走人。

我是1976年生人，20岁的时候房子差不多是5000块一平，虽然很便宜，还是买不起房子。现在想，如果当时不做调音师，去做音响器材租赁，可以赚很多钱。我也知道如果当时投资点房产，或者在周围做点生意（靠Live House带动）可以赚钱，但是盈利始终没有多到可以做这些事情。

开小店很枯燥，坚持下去很难。不是每天都有新鲜感。有时候乐队太差了……

但转行又不容易。人有惯性，离开这行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是想做厂牌的，想发现一支乐队，从十八九岁开始带，好好训练。

最想做的，其实是去山里住一段时间。耳根清净，每天九点睡觉。但不放心把这里托给别人，还是每天要来上班，不来总归要出点小毛病。

育音堂音乐公园（新店），乐手进场试音。 澎湃新闻记者 钱恋水 图(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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