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藏经洞的特别之处,一是有独一无二的新资料。很多读书人的研究用书都是印刷的,很难见到写本,藏经洞里面大多是失传的写本,特别珍贵。二是资料“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为研究敦煌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藏经洞里最多的就是宗教典籍和文献。其中佛教典籍和文献占九成,除了佛教经卷,还有中国道教经典《老子道德经》《老子化胡经》。除了有中国佛教和道教文献以外,敦煌还发现了其他宗教的文献。

敦煌文献中还有很多官方和私人文书。据说古代衙门把这些文书保存到一定期限以后就作废了。但因为纸张很珍贵,寺庙就用这些废弃文书的背面来抄写佛经。这些文书当时的人可能不在乎,在今天就格外珍贵。比如敦煌研究院所藏341号《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这是一份任命书抄本,张君义是人名,勋是功勋,告是告身,也即委任状。此文书是由朝廷下发的委任状,文书上列了以张君义为首的两百多人的授勋名单,以及授予他们的勋职。又比如说P．3964号文书《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文字内容显示这是一份五代时期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为家中淹水,他没有钱修理,只好把他的亲生儿苟子典给他亲家,然后写了一份签字画押、担保债权的契约。这种契约文书,对研究古代法律、经济非常有价值。

中国战国时期已初步形成古代天文学体系。藏经洞出土的《全天星图》绘制于唐代,描绘了当时人们肉眼可以观测到的星官。《全天星图》的画法是,赤道区从十二月开始,按照太阳每月所在的位置,分十二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星星画出来,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此图共有1348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星数也较多的一份星图,说明了中国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智慧。

还有医学。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药学已相当发达,文献记载了很多医书、药书,可是宋代以后散失了。藏经洞保存有多达七十余种隋唐的医书、药书典籍,比如唐代的针灸治疗专著《灸法图》。还有一本叫作《食疗本草》,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作者孟诜不仅记录了药的名字,还记录了药性、功效和禁忌。

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过去只知道雕版印刷是中国发明的,但是缺乏实证。藏经洞发现一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印本。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过这部印本,长488厘米,宽30．5厘米,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扉页上雕刻了人物、狮子、器物等图像,刻画精美,刀法圆熟,墨色浓厚匀称。中国古代就能刻图章,所以做雕版印刷很自然,这部印本证明唐代就有雕版印刷。

敦煌文书里保存了不少文学作品,最被学者看好的,不是传统的诗歌总集《诗经》,也不是文学总集《文选》,而是失传已久的通俗文学作品。古代向民众普及佛教教义,除了采用经变画形象地描绘外,受盛行于佛教仪式的歌呗影响,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就是把佛经内容转化为便于说唱的通俗文词。比如有篇《大目犍连变文》,讲的是佛陀的弟子目犍连,他的母亲因为不虔诚,死后就下了地狱,目犍连通过虔诚修行,救出了在地狱受苦的母亲。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这些变文的内容既传播了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又宣扬了儒家的忠君孝悌思想。敦煌藏经洞发现失传千年之久的变文,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敦煌藏经洞的变文还有讲经文、词文、因缘、话本、诗话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评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渊源。

藏经洞的发现意义重大,这里秘藏着几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医药、科技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的文献,其中大部分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不等,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

可以说,藏经洞藏着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浩瀚的海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然而藏经洞的不幸在于,它的发现正值中国最为动乱和萧条的一个历史时期,发现它的人居然是一个不识字也没什么文化的小人物,他根本不知道藏经洞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敦煌又远在大漠之中——所有的这一切造成了藏经洞文献流失的历史悲剧。

敦煌文书在运回北京的过程中,又经历过一次劫难。王道士把最好的一部分经卷藏匿在一个桶里,目的是日后可转卖给外国人。此外,因为负责押运的差官监守自盗,经卷严重流失,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被人拿去求官、卖钱或是私藏。等到运回北京时,其中的精华多已流失。

所以,陈寅恪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季羡林先生认为,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聚之地。因此,谁得到了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谁就能有机会复活中国及世界许多被遗忘的往事。藏经洞的价值,不仅仅是精美的文书和艺术珍品,而且仅是文物当初的收藏、保存方式,对于历史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个洞窟的生态全然被破坏了,并且不可复原,许多历史遗留的线索就这样,永远都无法再接续起来了。

第六章风雨飘摇的日子

莫高窟人的宿命

常书鸿先生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是所里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常先生一家居住在中寺的一套小小的土坯房里。2004年,敦煌研究院为纪念建院六十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请来了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女士,并完全按照当年的布局和陈设将常先生故居恢复起来。常先生住的房子坐北朝南,中间进门有招待客人的“客厅”,客厅一侧是卧室,另一侧是一个小房间,都被原模原样地恢复出来。常先生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在2004年之前我们做了加固维修。本想采用落架维修,但为了保持原貌,使常先生的故居呈现原来的状态,我们还是放弃了落架维修,采取“修旧如旧”的修复方法,使故居完全保持原来的状态。

常先生当年的家用物品也如实地保留着。故居的里屋是卧室,外屋是起居室和厨房。卧室里最显眼的是一个土炕,土炕侧壁旁边砌了个小炉子,可以烧些开水。临窗有一个小小的书桌。

常沙娜女士说她母亲当年把这个屋子收拾得格外干净有序,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为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部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

下期看点: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当时的敦煌就是一个小镇,半个小时就能走完,城里头总共有两个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糖盐局。那时的生活确实非常艰苦,大家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内容,研究文献。敦煌的冬天极冷,气温一般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宕泉河的河水冻结成厚厚的冰层,日常用水都得凿开冰层,取冰烧水。夏天的河水又咸又苦,冰水却不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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