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行动宗旨的,当然不合当时中国的“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一大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举行。任何不慎,都将招来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果。为了谨慎行事,最初商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日更改开会的场所,以免被密探盯住。不过,除了李公馆之外,已找不出别的恰当的开会场所。无奈,只得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不过,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不再出席会议,因为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毕竟太惹人注意了。

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认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克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2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中。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1949年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1949年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转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1949年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61年,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下期看点: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而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了“回马枪”。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走进2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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