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至善的法治

时延安

2019年9月17日无疑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个“大日子”。法学界的泰山北斗高铭暄先生被授予“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这一荣誉既是对他66年法学教育生涯的最高褒奖，也是对中国数万法学教育者的高度肯定。

亲历见证

1954年10月，先生26岁时受命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部刑法典。从1954年到1979年，草案先后有38稿出炉，其中都凝结着高先生的智慧和心血。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高先生交予法律系内部资料室保存的刑法典多个草案稿及相关法律意见汇集等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他也先后被下放到京郊炼油厂和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但先生矢志不渝于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和部署之后，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国家立法工作日程，此时高先生已过天命之年，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刑法典起草工作当中。至今，先生仍然准确记得，1979年7月1日16时05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就此诞生。

海纳百川

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所培养的学生也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83年的上半年，当时高铭暄教授给我们年级讲授刑法总论。高铭暄教授的刑法总论打破了我此前形成的刑法无理论的偏见，尤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介绍，对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总论讲授中，高铭暄教授布置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的方法，使我进入刑法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刑法学术活动的起点。”

高先生常对学生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他的学生大多有两个无比幸福的深刻记忆：其一，在诚惶诚恐地向先生递交论文时，老师都是先亲手端上一杯清香绿茶，再谈论文。其二，你可能在不经意的闲谈时提起自己的生日，而恩师便会悄悄记下，当你生日来临之时，手机短信里会出现一句“某某生日快乐！”谁会想到，这样的祝福竟然来自恩师。

扛鼎之作

恢复法制建设之初，我国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专业权威的教材。1981年，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刑法学者云集北京。受司法部委托，他们共同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先生被推荐为该书主编。经过高先生和其他作者的共同努力，“文革”十年动乱后第一部权威的刑法教科书——《刑法学》，于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1984年作局部修订后再版，前后发行百余万册。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刑法学教学和科研需要，1987年，在当时国家教委的组织下，高先生又受命主持编写一部供高等院校法学专业适用的新教材，这部名为《中国刑法学》的教科书于1989年面世。1993年，他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出版，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编的刑法学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

《刑法学原理》以其高品位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直至92岁高龄，高先生仍担任主编，出版《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其中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高先生始终强调，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追求真理，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先生一生之学问，都紧密关注中国实际。（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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