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空心化”：山西一千年古村仅剩最后13位村民

2018年年初，大汖村全村人合影。王晓岩 摄

最近，一组照片让深山中绵延生息千年的古村——大汖村，再次被世人瞩目。组照中的一张是全村人的合影，镜头里定格着这个被时代抛在身后的村子和它的最后的十几位村民。

当这组照片出现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报告厅里，在场嘉宾无不动容。这场主题为“乡关何处·传统村落“空心化”问题及其对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传统村落基层的众多保护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村民代表近百人。

最早发现大汖村“空心化”问题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心客座教授王晓岩是一位摄影家，他用镜头记录了这个即将消亡的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物质遗存、信仰以及13位留守者的生存状态。王晓岩用影响带着人们走进这个村子，“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共情、共鸣及反思。”

“空心化”让传统村落“得而复失”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的大汖村位于山西阳泉与河北交界处，是盂县最古老的村落之一，于2013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被评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那里保留着成片完整的明清建筑群，整座村庄依山就势建造在一整块巨石上，由下而上、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参差10多层。村中所有房屋都没有地基，只凭借黏土和石头垒砌在光滑的山石上，千年不倒。

可如今，白天行走在村中，会看到大部分院落大门紧锁，无人居住。一些院子里，家具都还在，仿佛主人走得太匆忙，来不及搬走。夜幕降临，偌大的村庄只有几处零星灯火，忽明忽暗，像是随时会被黑暗吞噬一般。

王晓岩说，大汖村并非个案，是我国众多“空心化”村落的典型之一。

过去的40年间，农耕文明的乡土中国向城镇化快速行进，其速度、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到8.3亿，城镇化率从17.9%到59.58%，且正在向着2030年将城镇化的水平推进到70%的目标迈进。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像潮水一样流向城市，出现了一个个“只有村、没有人”的空村。2012年，我国展开“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项目以来，已有超过6000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多彩多姿的古村落，进入了国家的保护范畴。然而，“空心化”成为一个新问题和新难题。

“村落“空心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冯骥才谈到的“空心化”，是指已经被确定为保护对象的传统村落，原住民纷纷向外迁移，人口不断递减，村舍荒芜，生活瓦解，记忆流失，走向空村。一些荒废的古村落已然出现，这使得刚刚认定的传统村落“得而复失”。

与会专家的一个共识是：村落“空心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过渡阶段，但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是地域文化的独特表征，如何应对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财富与文明财富之间的平衡、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人们必须要面对，且要积极应对的问题。

只剩13个村民的千年古村

为了弄清这个“汖”字，王晓岩专门爬了一趟太行山古道。深山峡谷中，三道白练般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流直下，水帘悬挂，蔚为壮观。行至尽头，豁然开朗，一座藏于深山间的小村庄静静地偎在山石上。

“汖”在字典里读pin，与“聘”同音，为高山流水的意思。王晓岩初进大汖时，听当地人读“汖”的音在字典里根本找不到这个音。村民告诉他，“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一直都是这么叫的，“汖”就是瀑布。”

一堰一堰的梯田蜿蜒在山腰上，堰顺着山形拐弯，那有宽有窄、长长短短的田地，千百年来养活着住在这山里的人们。

村长韩国印喊来了全体村民，在村里的一处石头坡上让王晓岩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那是2018年年初，除了一位瘫痪在床的村民，其余14人全来了。在兼有南方吊脚楼和北方民居风格的老屋旁，那些或站或坐的大汖村村民，如今还剩13个。

打工热和城镇化浪潮一次次席卷过这个深山里的小村，每一次都带走一批年轻力壮的村民。一位留守村中的老人说，以前的大汖村特别热闹，傍晚乘凉的人能把整条巷子坐满。

村民韩二妮回忆，改革开放后，村里有本事的人就先出去闯荡了，后来年轻人也慢慢跟着走了，剩下些老实胆小的还在村子里继续种地。再后来，村里的学校也撤销了，娃儿们没地方上学，不想走的也只能走了，如今村里就只剩十几个老人了。

村民韩良只20岁出头意气风发离开家去当工人时，村里有340多人。60岁那年他从盂县铁厂退休，让孩子顶替他上班进县城当工人，他把户口换回了大汖，又当上种地的农民，“那是1997年，村里还有200多人。”从那以后，他眼看着村里许多人一去不复返。

韩国印掰着手指头，细数着这个村庄近几十年的红火和凋敝：40年前村里83户人家，348口人，“现在只剩13口人、3条狗、6只猫和68只鸡。”

现居村里的13位村民大多年老体衰，他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养育了这个村子千年的山坡、土地上挣饭吃。为了相互照应，有的人不得不选择搭伴过日子。

和他们一起留在这里的，还有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最简单朴素的情义。王晓岩问村民韩生智的母亲为什么不走？她回答：“我家老汉就埋在对面的山上，所以我不能走。”王晓岩又问韩生智，得到的答案是：“老妈妈生养了我一回，现在她瘫倒了，正是用上我的时候，所以我也不能走。”

单一的旅游开发并不是传统村落的救命稻草

“村落“空心化”不是对不对、好不好的问题。村落“空心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现实。”冯骥才认为，解决传统村落“空心化”问题是一项综合性的复杂工作，是一个难题。要明晰政府、学界等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我们现在单一地把开发旅游当作传统村落的救命稻草，恐怕还不是从对传统村落的价值和保护这个认识的原点出发的”。

从2012年至今，我国公布了5批中国传统村落共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仍然鲜活的文化遗产。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方明展示了一张传统村落分布图，清晰地标注出我国传统村落总体上在全国均有分布，目前主要在贵州、云南、湖南、浙江和山西5个省。这些传统村落往往所处地形复杂多样，绝大部分分布在山区或者丘陵地区，往往是在古代经济和交通相对发达，但是近代相对衰退的一些地区。

正是这些种类繁多、生动多彩的传统村落，形成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支撑，既是世界农耕文明的源头和我国农耕文明最集中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源泉所在。在城乡关系重构的今天，一个个传统村落已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与重塑的重要载体，一座座诗意栖居的家园。

针对乡村出现的种种问题，方明提出首先要让传统村落走向现代，要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同样过上现代的生活。他谈到很多人做田野调查时的一种深切体会——原住民现在生活的需求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冲突。简单说，“让专家来住这样的房子，你愿意吗？”

他认为首先就是把产业发展好，现在的传统村落往往是以农业遗产为主开展活动，支撑不了村庄的运行，因此要适当优化调整产业，特别是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在产业上解决这个问题，传统村落只能更加空心”。他建议，比如支持生态循环有机农业和品牌农业发展，鼓励支持传统特别是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等。此外，尽快把民宿、旅游、康养通过互联网结合，发展起来，让传统的产业与三产融合，进而提升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在他看来，面向未来，就要依靠传统村落的智慧来指引美丽乡村建设，利用适合新民居的创造和推广的方式进行形象易懂的指导，多采用传统的建造、生产、生活的方式传承和延续传统村落，进而要让中国的传统村落走向世界。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唐孝祥做了一系列研究，分析导致乡村空心的原因，认为解决“空心化”必须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坚持“产业兴旺是根，文化传承是魂，生态宜居是基，治理有效是本”的理念。

活在乡村里的人，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这一观点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常委、副州长郑秀全不谋而合。贵州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传统村落，其中仅黔东南就集中了300多个村。郑秀全认为，必须将人的需求以及区域的发展保护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充分挖掘与传播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村落空间建筑格局变化，以及农村传统文化消亡，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传统村落“空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继承与保护的制约性因素。郑秀全认为，其中最主要是人口大量外流，这是核心的原因。

10年中，自然村落总数减少了90万个，传统村落每天消失100个。保护传统村落、农耕文明，留住乡愁迫在眉睫。在他看来，破解传统村落“空心化”的难题，其中人是最根本的因素，因为原住民跟居住的环境是一个整体，他们是村落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村落文化的传承者，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传承传统村落特有的民俗性记忆、人文环境等文化遗产，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意义价值。

他建议，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千方百计地吸引传统村落的原始居民回归到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利用传统村落生态环境优美、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回到家乡创业发展，并且能够留得住、富得起、心定得住，有效担当起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责任。

郑秀全说：“要让传统村落与原住民在相互的看护和守望中得以保护和传承，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动力。”

（原题为：《专家建议：直面传统村落“空心化” 关键在“人”——一个千年古村和它的最后13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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