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菲利·福尔(Fran?ois Felix Faure,1841-1899)是十九世纪末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总统。在他任内发生了赫赫有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在国际上,当时法国与英国因非洲问题交恶,而与俄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也可谓影响到了日后乃至于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格局。当然,他本人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浪漫方式结束了生命,即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在总统任期内,福尔因与情妇幽会,突发心脏病不治。
法国总统福尔
这位总统任期内的法国,也与中国有很大关系。首先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这也是上面所说的法、俄关系靠近的结果。其次,是在“瓜分狂潮”中,开始强租广州湾,不过正式签约《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时,福尔总统已经“花下死”了。第三,也是福尔本人亲自出面的是,他在爱丽舍宫与到访的李鸿章进行了会面。
李鸿章向福尔呈递国书
一张李鸿章观看机枪试射的照片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在法国国庆节前夕,由德国经荷兰和比利时来到法国。7月14日,也正是“法国改立民主节期”,即国庆当天,向福尔总统递交了国书,随后受邀参观国庆阅兵,晚上则出席了总统专门准备的盛大晚宴。关于李鸿章的此次欧洲之行,及其在各国的外事活动,当日西方媒体的报道甚为详尽。
《西洋镜》系列的第十五辑《海外史料看李鸿章》
近来出版的《西洋镜》系列的第十五辑,《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一书,即摘译了其中不少报章文字,并配上了插图,以飨读者。此书225页上方,为李鸿章会见福尔总统的照片,其右上角有毛笔所写的文字“六月初四日递法总统国书图”(当年中历六月初四日即西历7月14日)。该页下方的一副,说明词则是“李鸿章在法国总统的陪同下观看法国军火商的马克沁重机枪实弹演习”。这张照片较大,人数众多,李鸿章和另一位中国官员坐着,其侧站立者中有一位正面朝向镜头者,体型略似福尔,而详细比较脸型的话,实际上并不是。
解说有误的李鸿章观看机枪试射图
李鸿章世纪末的环球旅行,参观了不少武器装备厂和军事展示活动。原因之一当然是西方各国认为其掌握了大清的军购订单,皆以大客户目之,自然殷勤引见,安排了大量的活动。另一个原因则是李鸿章本人,自从二十多岁离开翰林院,即可谓开始了“戎马生涯”,此时虽刚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离开不久,依然对各国武备饶有兴趣,乐此不疲,毫无“惰容”。尽管因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他仍然会乘坐轮椅等工具前往,并不影响行程。
在德国期间,李鸿章参观了赫赫有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和曾为中国打造镇、定二远铁甲舰的伏尔铿船厂,并多次观看德军演戏。在见了德皇之后不久,李鸿章携汉纳根、德璀琳等人造访毛瑟兵工厂,每每“驻足细观”“留心审视”,在此处他看到了“工人精造”,可以在战场上作马枪用的手枪,名为“宝休”。这就是在当年刚刚正式生产的毛瑟手枪(Mauser Military Pistol),为厂内工人费德勒兄弟发明。此枪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有驳壳枪、盒子炮等名,当然这是后话了。
毛瑟手枪
在厂中,李鸿章还了解到“美人有麦心者,精于造炮”,毛瑟厂也以重金聘请之。此处的“麦心”即上文提到图片说明中的“马克沁”。他是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者,虽然是美国人,但却带着自己的发明在欧洲闯荡。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对单人不能操作、带轮子的速射武器,往往一概以炮目之,故而以重机枪为炮,此前的加特林机枪也常被称为“格林快炮”。所以李鸿章的这次欧洲之行,接触机枪的次数不少,并不一定就在法国。
驻英公使龚照瑗
要搞清楚李鸿章坐看重机枪演示照片的关键,可能还是要从照片上的人物着手,尤其是李鸿章身边的几位。首先来看与李鸿章一起坐着的中国老人。一般来说,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除了跟随出使的罗丰禄、李经方等人外,基本上就是清朝驻所在国使馆人员,身边便无其他中国人。比如在德国的大合照中,就有当时使德大臣许景澄的身影。
前照节选近景,李鸿章(左)与龚照瑗
这张观摩机枪射击照片中的老者,能够和李鸿章“平起平坐”,地位想必不低,应该就是中国驻该国的公使。当时,中国在欧洲的公使其实只有三位,分别是驻英公使龚照瑗(兼意大利、比利时),驻法公使庆常和驻俄公使许景澄(兼德国、奥匈、荷兰),以及驻美国的公使杨儒(兼西班牙、秘鲁)。经过比对排除可以发现,相片中坐于李鸿章侧的中国老人,应当是驻英公使龚照瑗。
龚照瑗是安徽合肥人,和李鸿章是小同乡,他与兄弟龚照玙(负责经营旅顺港,但在甲午战争中弃地出逃)一起,都在李鸿章手下任事,同属淮系的人马。龚照瑗在1893年,经李鸿章力保,接替薛福成成为中国驻英、法、意、比公使。出使之后,他的身体一直很差,患有咳血之症,其实一心想请辞回国,就在李鸿章赴欧前不久,朝廷还准许了将驻法公使一职交由庆常代理,以减轻龚氏负担的申请。在照片中,龚照瑗得以获得与李鸿章同坐的待遇,恐怕也是因为身体不佳的原因。
网友纠正所谓李鸿章(实为龚照瑗)看机枪图(感谢吉辰兄提供)
龚照瑗和李鸿章的交集不仅发生在百余年前的晚清,近年来关于两人还发生过一次“龚冠李戴”的误会,也与观看机枪有关。即一段时间之内,有一张照片流传于网上,照片上是两位晚清官员(一年长一年轻)和三位洋人在一棵被机枪打断的树前。照片所配的文字大抵是李鸿章在欧洲考察机枪,因为其耗费实在过于巨大,故而打消了购买的念头,错过了武器的更新换代云云。不过,已经有网友指出,这张照片上的老者其实是龚照瑗,而非李鸿章,只是这一错误认识并没有那么容易纠正,现在网上搜索“李鸿章;机枪”,大量出现的还是这张图。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历史图片陈列中的解说
当然犯错误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比如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中国历史图片网站(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中,就有这幅照片,其解说便以照上年长中国人为李鸿章。这一说法甚至有可能就是从国外传来的,根据现在可见的材料,这张照片及其错误解说较早出现在国内,是《中国火器史》一书。该书作者称,根据“美国人编写的一本《机枪插图史》”上记载,李鸿章观看了机枪射击,并说其耗弹量太大太贵了,并配上了这幅“李鸿章在伦敦观看马克沁机枪的试射”图。由于不清楚这本《机枪插图史》究竟是何书(《中国火器史》所附参考文献中亦无),所以也不能明指究竟是西人已然搞错,还是在译介过程中,国人画蛇添足,误将图文强行匹配。
《中国火器史》相关部分
根据网上纠正者的说法,照片中的中国人分别是龚照瑗和其侄龚心湛(当日跟随其叔出使,是否照中年轻者待考),而外国人为马克沁机枪的发明者马克沁(Sir Hiram Maxim,1840-1916)与公司的西格蒙德·洛伊(Sigmund Loewe),这应该是正确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照片最左侧的白胡子胖洋人为阿尔伯特·维克斯(Sir Albert Vickers,1838-1919),维克斯公司创始人爱德华·维克斯之子。
从左至右维克斯、洛伊、年轻中国人、龚照瑗、马克沁
马克沁在1880年代来到欧洲以后,发明了马克沁机枪,是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款全自动连发武器。此后在与诺登菲尔德(Nordenfelt)排枪的竞争中,“不打不相识”,最后两者合并成立了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1890年代,在阿尔伯特?维克斯的主持下,成立了维克斯-马克沁公司,公司改进了机枪,并开始大量生产这种最先进的杀人利器。
恩斯福德的军火展示
了解了这张照片以后,再回过头看之前提到的所谓法国总统陪看机枪试射图,则真相就易于明了。照片上站立于龚照瑗之侧的白胡子老人就是机枪发明者马克沁,站立在马克沁左手方向,正脸对镜头并拄着拐杖者,就是维克斯,可能因为体型上的相似,被误认为是法国总统福尔,而站立在李鸿章右手的则是洛伊。如此一来,照片拍摄的地点也确认了,便是英国无疑。
近景,左起洛伊、李鸿章、龚照瑗、马克沁,最右侧为维克斯(可能被误认作福尔总统)
其实关于此次活动,《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一书中是有对应证据的,在其所译载的英国《阿伯丁报》(Aberdeen Journal)1896年8月14日的一篇名为《李鸿章泰晤士河之旅》的报导中,有如下描述:
一行人在厄里斯(Erith)登岸,并在马克沁工厂享用午餐。随后驱车来到恩斯福德(Eynsford),参观了马克沁-努登费尔特公司(Maxim-Nordenfelt Company)。李鸿章在那里和清朝公使会面,此外还有一大批乘坐专列赶来的拜访者。在那里,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十分细致地检查了马克沁机枪的操作,并问了大量有关武器的问题。活动结束后,李鸿章一行乘坐专列返回伦敦。
其中“马克沁-努登费尔特”即前文提到的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李鸿章观看马克沁机枪射击之处在英国肯特郡的恩斯福德,马克沁公司所在地。此外,在《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中对这次考察也曾述及:
既而至安赐福。火车停轮,中国龚仰蘧星使率同随员迎谒于车站……中西各官亦相继至,同观试放快炮。罗、曾二译员夹侍中堂,以待传译。彩棚前,本己粪除清洁,冀试炮时眼界毫无障蔽。惟先未曾多派巡捕,乡人皆蜂拥而至,颇形杂遝。俄而试毕,中堂极赏其神速,并谓糜金当不少矣。脱来西军门笑曰:“然也。敌人之所糜,盖不可纪极矣。”
此后并有介绍机枪打靶成效和传译每分钟耗费十英镑等语,兹不赘引。可见《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中的记述,稍详于英报报导,只是将Eynsford译为较有中文感的“安赐福”。文中描绘的当日杂遝景象亦与观机枪照中人群纷乱相符,亦可从中了解到照片中站立于李鸿章身后两侧的华人即负责翻译的罗丰禄与曾广铨。另外,网上随着“龚冠李戴”照片一并流传的“机枪发射太贵,中国买不起”的言论,也可以找到原型。当然此处可见,李鸿章主要是赞其火力迅猛,至于糜金一节,更类似于玩笑话,也符合李喜戏谑的性格。从清廷确实采购了机枪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完全消费不起的,传言有时也只是传言而已。
杀器与宗教
李鸿章在欧洲时,不仅对马克沁发明的机枪非常有兴趣,和发明者马克沁本人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交。他甚至和马克沁夫人也有往还,只是讨论话题多是家长里短,更显关系亲近,英报记载:
这位大人非常喜爱孩子,是一位尽职的家长。特使大人的另一个优点是他对女士们相当客气。星期五,他和马克沁夫人举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谈话当中,他问及了马克沁夫人的家庭情况,这位马克沁机枪发明人的妻子遗憾地说她没有孩子。对此李鸿章同情地叹了口气,并问她是否相信祈祷有用。
撰写报导的英国记者显然对当日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李大人的性格并不完全了解,所以用了“优点”一说。就李鸿章而言,作为“不孝有三”传统下成长起来者,对无后遗憾的同情当为确确实实。不过所谓“是否相信祈祷有用”一说,较大可能是揶揄。至于这位喜爱孩子的大人是否心中闪过类似“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果报”念头,则不作诛心之论了。然而,马克沁恐怕也完全不了解这些,因为他居然兴致勃勃地去向显然只对武器感兴趣的李鸿章宣讲宗教内容。
马克沁的宗教热忱并不止停留在会见时的口头交流上,认真的他竟然编了厚厚一册书,要进献给李中堂,以改变他对基督教的态度。这一行为不可谓不用心良苦、身体力行,而且在李鸿章看来,肯定与他机枪发明者的身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竟有些许黑色幽默的意味,上述祈祷得子的揶揄,有可能即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Li Hung Chang”s Scrap-book书影
此书名为《李鸿章的剪贴本》(Li Hung Chang”s Scrap-book),全书文字部分接近四百页,还有大量的宗教故事插图以及李鸿章和马克沁本人签名的照片。由于是摘编性质的书,所以马克沁颇有“学术道德”地配有参考文献目录,其中一大部分是宗教类书籍,另一部分为西方人留下的在华文字,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莫理循、明恩溥等人的著作。本书的最后,则细心地附上了索引。除了这些和前言之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介绍基督教的基本情况和历史,乃至西方的科技及其与宗教共存的情况,其次是基督教,也包括西方人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最后的部分为结语。
书前的李鸿章肖像
马克沁在前言和第一部分开始,就表现出对基督教和赴华传教比较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生活在整个基督教的传统之中,没有也并不可能对其作一完全否定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和发明家,又更倾向于向中国人展示欧美或者英美先进的科技,而并不认为对华传教本身具有什么很高的价值。尤其是前言部分,马克沁回顾了自己对宗教问题和传教行为的认识。他说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对相关问题有所思考,早在1870年代初,马克沁就受邀多次参与过在美国的对华传教工作宣讲讨论会。他对基督教和传教者的傲慢与偏见深感不满,并进行了回击。他提出的一个悖论即为,既然历史上的中国人充满智慧与美德,并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却仅仅因为不了解基督教而不信教,因此就被宣称有罪,那么过错并不在中国人。现在有了传教工作,但是中国人一时之间并不信教,就要下地狱,那还不如不传教,是传教士让中国人处于知而不信的状态,传教士反而是罪魁祸首。
书中的马克沁肖像
当然,在这些文字中,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沁自述与李鸿章的交往。他说1896年李鸿章刚刚穿过多佛海峡踏上英伦的土地,就嚷嚷着要见马克沁(I should like to see Hiram Maxim)。当李鸿章下榻波特兰大街49号的中国公使馆之后,马克沁立即见到了他,经过其“老友”罗丰禄的介绍和居中翻译,两人相谈甚欢,且几乎天天见面长聊。不知是出于发自内心的误会还是明知故误,马克沁自称之所以受到这位尊敬而睿智的长者重视,是因为自己在宗教问题上为中国说话,批评英美的在华传教。他说自己的相关言论被翻译进呈给李鸿章,并由此上呈光绪帝,此番言论也为他带来了一枚宝贵的双龙宝星(decoration of Double Dragon)。鉴于谈话中所见李鸿章对基督教仍有不少误解,所以他决定编辑此书,为李及中国人详细辨述。
双龙宝星
然而在中文材料中,对马克沁的记录则少之又少,不要说那本编者念兹在兹的剪贴本,即便是两人亲密关系的记述亦付阙如。那枚马克沁以为得自于中国皇帝,代表无上光荣的双龙宝星,其实也是李鸿章在出访路上赶制的。在俄国期间,李鸿章受到了极大的礼遇,并且感受到西方各国重视勋章的气氛,即哪怕“应差之礼官、朝官及内外部并伺候、护送文武”等等接待人员,“均以得赏宝星为荣”。故而李鸿章在路上紧急命令“自制宝星”,并电告直隶总督王文韶“赶制”一百九十条勋章绶带,寄往柏林的使馆,以便沿途散发,勋章执照则由总理衙门补开。抵达英国之后,李鸿章还专门上奏请示同等待遇,在英也如法炮制分发勋章,以满足各国人“蒙中国颁赏宝星为荣”之念。马克沁自然当属其中一员而已,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可以相信这本剪贴本很可能并没有交到李鸿章的手上,但即便目睹,李氏也不会重视,其影响力远远不及马克沁机枪。机关枪与剪贴本,马克沁与李鸿章之间的郢书燕说,恐怕与吴稚晖的机枪线装书论一样,都是中西交往各说各话、方圆凿枘的面向,或许可以并视为欧风美雨下近代中国错乱与纷杂的有趣隐喻。
从参考书目中有1911年字样可见,此书完整本编成时间应该较晚。1913年,坐落于大名鼎鼎的舰队街(Fleet Street)的瓦特出版公司(Watts&co.)出版了该书。此时,编撰者心心念念的李鸿章阁下去世已一星终,马克沁也垂垂老矣,距其在战壕战的机枪声中溘然长逝不过三年,东亚最大的帝国已经皇冠落地改了旗帜,而让马克沁的发明闻名遐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将爆发。
时代并不会等候他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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