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等来道歉的欧洲慰安妇

扬·鲁夫-奥赫恩还是陷入了永久的沉默。

2019年8月19日，这位荷兰裔澳大利亚籍老人的生命走到尽头。这一年，她96岁，她的声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响。

在生命最后的几十年，努力发出声音是她最重要的事。作为一名日本“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她曾与来自韩国、朝鲜、中国、菲律宾的受害者一同出席“日本战争罪行国际公开听证会”，去美国国会“保护慰安妇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去悉尼的日本领事馆外参加抗议示威活动，也去各个大学做讲座。

她是第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故事的欧洲“慰安妇”。但直到去世，她仍未等来一句道歉。

年轻时的扬·鲁夫-奥赫恩（受访者供图）

“即使她去世了，我们仍然会继续为此奋斗”

“慰安妇”是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受害者，她们不仅来自中国、韩国，也来自菲律宾、印尼，甚至欧洲国家。有学者估计，这个群体有20万人，她们大多在沉默中度过战后的时光。

对她们来说，重新站出来面对那段时光是一件困难的事。一位来自中国的慰安妇在日本军营怀上身孕，生下的孩子因为外人偏见至今未婚；一位来自朝鲜的慰安妇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敢回家，在中国的吉林延边生活了几十年。

除了偏见，时间也是她们的敌人。截至目前，中国还有17名慰安妇幸存者，韩国曾经238名登记在册的受害者也已减至20人。

2007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第121号议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年轻女性充当日军“慰安妇”。2007年11月29日，加拿大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战期间强迫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

但直到现在，她们仍未获得日本政府公开的道歉。

“我的母亲这几年很少参加公共活动，但她仍然会接受媒体采访。她发现自己作了那么多努力，依然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她感到十分伤心。”9月3日，女儿卡罗尔·鲁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但即使她去世了，我们仍然会继续为此奋斗，依然抱着希望。”

这希望来得并不容易。扬·鲁夫-奥赫恩曾度过沉默的黑暗时光，她从一个出身荷兰殖民者家庭的少女，沦落为日本集中营的囚徒，每日反复被殴打、强奸、虐待，还曾被强行堕胎。但当她被解救出来，其他不明真相的同胞指责她和同伴是“妓女”“兔子（水性杨花的女人——记者注）”，她们因为羞耻感而无力反驳。

战后她曾试着向亲人倾诉。母亲、父亲和她的丈夫分别听完她的倾诉后，沉默不语，再也不提起这件事。

她知道另一些幸存的同伴回到家人身边，只得到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吗？”或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她们感觉到父母已无法再承受更多，于是之后再未提起。

但沉默并不能消弭她们内心的恐惧和耻辱感。在结婚后，扬“从未能享受性生活的快乐”。接连流产3次后，她动了一次大手术，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始终弥漫在她心中的恐惧，常常会突然袭来。她害怕黑夜降临，“因为天黑意味着我们会被集中强奸”；拒绝接受鲜花作为礼物，因为她曾被日本人用一种花命名；当带着孙女出去玩，遇见上了岁数的日本男游客请求合影时，她很想远远躲开，但结果却是“礼貌地微笑着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她在集中营时已习惯“服从”。

她保留着一条手绢，上面绣着和她一起被关进那间慰安所的7位荷兰姑娘的姓名。当女儿发现这块手绢时，她总是一把夺过，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然后一言不发。

要把深藏心底50年的故事公布给全世界，就要先告诉两个女儿。犹豫多次，她还是没法说出口。为此，扬花了一周时间，把那些最痛苦的回忆写在日记本上，复印后交给女儿们。

“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精神疏导，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给予的帮助，我们只能默默生活下去，在他人面前，那一段悲惨的遭遇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在自传《沉默五十年》一书中，她这样写道。

“我是带着宽恕的态度来的”

她最终决心打破沉默，缘于1992年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时年67岁的韩国籍“慰安妇”金学顺首次揭发日军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听到被翻译成英文的“慰安妇”这个词语后，扬愤怒到无法接受，“它听起来柔和、温顺，完全无法代表我们曾受过的痛苦。”

她更无法接受的是，当时日本政府拒不承认甚至完全漠视这一问题。她决心作为欧洲的受害者站出来，以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

再次开口，她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故事：“我必须站出来，把我的故事讲述给世人听，希望有助于阻止类似暴行的发生。”

扬意识到，“慰安妇”制度不只是一个日本二战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更是一个“保护战争中妇女权益的问题”。“妇女为什么总是在战争中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她说，“强奸好像天生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好像战争使强奸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战争中发生的强奸是一种权力游戏，被当权者当成了慰劳士兵的奖品。强奸还被当成一种武器来使用，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这种行为是对人权的极大犯罪。”

扬·鲁夫-奥赫恩是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去东京参加听证会的。来自韩国、中国、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受害者相继上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们团结一致。来自韩国的受害妇女拥抱住在作证的朝鲜妇女，哭着说，“竟不知北方姐妹们也遭受了同样的苦难”。

在自己发表证词时，扬一字一顿地说，“我并不是带着仇恨和愤怒来这里作证的，而是带着宽恕的态度来的。”

那年，扬69岁，她在台上说：“我能宽恕那些曾经折磨过我的日本人，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犯下的罪行。”

“我不会死去，我将永远活着”

她去过3次日本，见过“原子弹受害者——广岛幸存者”组织的妇女，也见过一些日本老兵。多年后，那些老兵中已有人是世界和平组织的成员，在她面前背诵忏悔诗，这些都让扬感觉到，“过去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同样折磨着他们许多人的心灵”。

在东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120平方米的资料馆里堆满了慰安妇的证言、法庭审判的记录、访问调查的影像等等。这家资料馆没有日本媒体报道，访客寥落，多次被右翼分子冲击。馆长池田惠理子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她坚持将这些长期被故意忽视的历史证据积攒起来，“我们想通过这个资料馆告诉人们，日本应该如何承担责任，而被伤害的女性们又是如何克服苦难、坚强勇敢地生活下来的。”

2015年12月，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向“慰安妇”表示道歉，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赔偿，但也提出韩国撤走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和平少女”像等要求。这项道歉仅限于对韩国的受害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受害者仍在等待。

留给她们的时间并不多了，和扬一起作证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一个个相继离世。在扬去世两天后，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杨桂兰老人也离开人世。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卡罗尔发现母亲依然保持写信的习惯，收到世界各地的来信都一一回复，其中有许多来自日本朋友。

在扬去世后，一位曾经拜访过她的日本学者田中熊喜在悼词中写道：我们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政界人士，应该把日本的军事性奴役问题视为“危害人类罪”，因为有许多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妇女受害。

“我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我们并不会被人们忘记，我们向世人传达的信息将继续传播开去：强奸坚决不能再被视为战争的必然产物；我们的故事将有助于防止针对妇女的更多丑恶罪行发生。我们誓将为正义呐喊。”扬在2014年为中国出版的自传寄语中写道。

“他们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去，但我不会死去，我将永远活着。”在生前的一次访谈中，她对来访者如此说。她始终相信，从她打破沉默的那一刻起，她的讲述将继续为那段历史作证。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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