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的记忆

◇付受章

我的家乡地处川滇交界处的大山峡里，在一个小乡镇上。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赶场天。从我懂事时起，就知道每个月逢一、四、七（农历）赶场，每月就该有九个“赶场天”。但不知为什么，带“七”那三天都不赶，这样下来每月就只有六天赶场。但腊月二十七那天，却能赶上小半天场。

平时候，那些光滑的青石板街道上，泛着白光，看不到几个人影。少数的店铺虽开了门，却很少人光顾，就连赶场天爆满的小茶馆，也只有寥寥的几个常客。场背后大树上的蝉，都叫得懒声懒气，一向好动的我，也不愿意上街。

可到了赶场天，就是另一番景象，天刚刷白，小街上就闹哄哄的。爱睡懒觉的我，也起得特别早，几把洗完脸便跑到大街上去。街道两边屋檐下的货摊已摆起来了，这些货摊大都是从县城赶来的商贩摆的。八点左右，赶早场的乡下人揹的揹、挑的挑，也陆陆续续来了，窄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那些货摊五光十色，很有看头：有卖花布的、有卖针线的、有卖糖食果品的。有盲人拉着二胡，招揽生意“算八字”的，还有在场尾耍大刀、卖打打药的，也有挑着箩筐收山货的。

我最爱看的是扯着布篷、敲着小锣小鼓“拉洋片”的。那时我们叫它“西洋镜”，我和发小们三三两两地围在布篷四周，那布篷有八个镜口可以观看。老板常是打开一个镜口，让我们都看一下过过瘾就关了，叫我们赶快回家拿钱来看更好看的。我和发小们便怏怏地离开了那里，都晓得回去除了挨骂是拿不到一分钱的。

正当我们这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山雀要去看耍大刀时，却被一缕缕甜蜜的浓香吸引住了。朝街边一望，原来是穿着花衣花裙的苗家姐姐们下山来卖一种野生小“地瓜”。这像算盘珠一样大小的东西，红艳艳的，又香又甜，我们便马上围了过去。姐姐们晓得我们爱吃，便笑嘻嘻地给每人手中放上两三颗，我们便高兴地散开了。一会儿，有钱的父母就会被他们的娃娃带到苗女面前，买一堆拿给大家分着吃，我们又笑着、跳着看热闹去了 。

有一次，我在山货摊边上看见一个商贩和一个乡下人各伸出一只手拉着，并用身上系着的围腰盖住，我只看到两个人的手不断在围腰下拱动，脸上做着无奈和焦躁的表情。时而点头，时而摆头。我惊讶而好奇，不知他俩在扯些啥子，便蹲下身去想看个究竟。乡下人突然掀开了围腰，只说了三个字：“干不成！”说完揹起自己的半背篼干巴牛肉就走，城里人赶快抓住了他的背篼，连说：“成交、成交！”一桩山货生意就这样做成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背开人在用手语“谈生意”。当我转身要到别处看热闹时，一调头正好被父亲抓住，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了街背后的杀猪坊去，听见猪撕心裂肺的叫声，我吓得浑身发抖。

父亲这才说：“别怕，我是带你来拜‘保保’的。”刚说完，一个年老干瘦的杀猪匠过来了，手里还拿着带血的刀。他看了我一眼，便问父亲：“带线来了吗？”父亲略带歉意地说：“是白线，没有红的。”那人说：“没来头！”便接过白线在杀猪刀上一抹，再用手一捋，白线瞬间就成了鲜红色，那人顺手给我系在了左手腕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赶快躲到了父亲身后。父亲拉我出来，叫我就地给“保爷”磕了个头，并邀请他中午来家喝酒。那个拖着一小截灰白辫子的老头随手在腰间的牛皮“裹肚”（钱袋）里摸了三个铜板塞到我手里。说了句：“好运伴你，一长成人！”父亲不断拱手称谢，带我回家。

后来才晓得，我那个“保爷”姓杨，是云南边界上出了名的杀猪匠。他年纪大了，那天是他最后一次杀猪。等他醉醺醺地离开我家后，我跑到屋后，用剪刀剪断了左手腕上那根已变成黑色的线圈。毫不犹豫地丢进屋后的草丛中。

后来，我还是经常在赶场天到集市上看热闹，但再没有见到过这个“保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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