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坤 刘婧婧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某种角度上讲,那些“大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与他们尊师的品格是分不开的。
梅兰芳是一代京剧表演大家,同时也是尊师的楷模。梅兰芳曾于1920年秋拜齐白石为师学画。之前二人相互仰慕已久,只是无缘会面。 9月初的一天,齐白石在齐如山的陪伴下来到北芦草园梅宅。两位大师一见如故,梅兰芳向齐白石请教草虫、游鱼、虾米的画法。齐白石悉心授艺,梅兰芳受益匪浅。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时隔不久,在一处堂会上,齐老先生先到一步,由于穿着朴素受到冷落。正当他暗自后悔不该来时,梅兰芳在众人簇拥下缓步而入,他见到齐白石后,疾步来到齐老面前,恭恭敬敬鞠躬并唤声:“老师!”然后搀他起身扶他在前排坐下。齐白石的心情无以言表,他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以这样的方式为他挽回了面子。事后,他精心绘了一幅《雪中送炭图》,并配诗一首赠给梅兰芳。梅兰芳收到画和诗也很感慨,他认为学生敬师乃天经地义,却蒙齐老如此感激,心中不安,便给齐老回了一首诗。从此,梅兰芳尊师爱师的美名在艺界流传开来。
书画大家启功对自己的老师也是相当尊重,在他的众多老师里,历史学家陈垣有点石成金之功。初次见面时,陈垣告诉启功,“现在看书先要看《书目答问》。”这是陈垣的经验之谈,陈垣16岁时就系统阅读《书目答问》,并根据书中提示买书、读书。晚年启功回忆起这一幕,动情地说道:“我从21岁起识得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老师教导,经历近40年。”启功为报师恩,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163万元设立了“耕耘”基金,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陈老师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鲁迅先生是一代文学大家,他尊师的故事也让人心生敬仰之情。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师生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囚禁于北京,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去看望,还劝绝食中的老师进食。在鲁迅的日记中,留下了7次探望记录,而且每次去都是“晚归”“夜归”“傍晚归”,大年初一还去给章太炎拜年,给囚禁中的老师带去许多温暖。身处囹圄的太炎先生很感激,亲书庄子的一段话赠给鲁迅,鲁迅一直珍藏着这幅字。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文章,颂扬章太炎先生:“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不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这些文章,表达了对太炎先生的深深敬意。
文学大家中尊师的故事还很多。如大家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旁听过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得到季羡林准备回国的消息,看过他在德国出色的学业和研究成果之后,马上主动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入北大,一个星期内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从此再没有离开北大。为了缅怀恩师,季羡林先后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文章。季羡林无限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路,也同样进不了北大。”
当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沈从文发现了他的才华。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的还要好。汪的“课堂习作”,沈从文给过120分。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的好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汪曾祺说:“我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文革结束后,汪曾祺以《受戒》和《大淖记事》等扬名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坛上著名小说家的地位。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去送他最后一程:“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汪曾祺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为题写了纪念恩师的文章。
鲁迅先生曾说过,天才可贵,培养天才的泥土更可贵。大师们的尊师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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