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族的“穷”也须精准破解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结婚率仅为7.2‰，这个数字创下了近10年来新低。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浙江5.9‰为倒数第二，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的结婚率也偏低。（8月19日《人民日报》）

尽管“慢婚”“晚婚”“恐婚”者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理由，但一个带有普遍色彩的共性无疑有必要引起社会各方共同重视，那就是新闻报道中提到的“穷”，这种“穷”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而且反映在精神方面，不仅有主观因素，而且有客观诱因，不仅需要年轻未婚一族自我检视、积极应对，而且需要社会多方面予以重视、协同行动，合力破解这一颇为严峻的社会现实课题。

“不急婚”“不婚”或“恐婚”，不少因经济条件的“穷”望婚生畏，这既有车、房、彩礼等的“高不可攀”，也有孩子养育成本过高让人“望而却步”。就连报道披露收入相对稳定的公务员群体都有这方面的顾虑，更别说福利待遇相对寒碜的更广大职场群体。这显然既需要年轻人观念上的自我“扶贫”，树立为爱而婚育和同甘共苦的婚恋观，改变过度看重物质条件的婚嫁思维，也需要政府和社会正视现代青年的养育成本，尽可能从政策层面给予必要扶助，消除大家的“恐婚”心理。

事实上，不少未婚青年之所以在“而立之年”无动于衷，经济方面的“穷”只是一个方面，事业、精力、心理、社交等方面的“穷”让他们左右为难、难以兼顾同样不容忽视，比较典型的是职场竞争激烈，某些用人单位不看才能看“婚否”“育否”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这就需要一个婚、育不影响工作、不妨碍事业的制度机制“扶贫”兜底，让婚恋与事业可以兼得成为现实可能，切实打消“恐婚族”的顾虑。

至于担心婚育之后“生活不自由”“财富不自由”“社交不自由”等诸多顾虑，也需要有关各方通过婚育观、价值观、责任观等多路径精准、有效地加以引导、纾解，共同破解现时代的婚育难题。范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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