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丈夫论” ◇裴娜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人格理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认为儒家哲学的中心思想就是“专注重如何养成健全人格”。孔子以仁义道德的人性论为基础，构建了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理论框架，君子人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人格追求。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之所以有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儒家人格理论也是如此。孟子“丈夫论”，特别是“大丈夫”人格理论是在君子人格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提出弥补了君子人格的理想化、抽象化倾向在老百姓中产生的距离感，让儒家人格构建更具现实性、贴近性，推动了儒家人格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孟子的“丈夫论”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定义建构了理想人格——“大丈夫”人格，现实人格——“丈夫”人格，以及需要注意提升格局的“小丈夫”人格，需要摒弃的“贱丈夫”人格。

“大丈夫”人格论是孟子人格理论的核心，它的核心地位不仅是因为它所达到的理论高度，更因为它所产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影响力。“大丈夫”的概念是孟子在同纵横派学者（一说是孟子的弟子）景春的对话中，第一次被诠释提出的。何为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居住在天下最广阔的住宅里——“仁”，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礼”，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上——“义”；当志向有机会实现时，就和老百姓一起实现；当志向没有机会实现时，也不放弃操守，独自按照正道行事；富贵不能迷乱他的思想，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强权不能屈服他的意志，这才能够称为“大丈夫”。孟子对大丈夫的定义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大丈夫人格的根本内涵。从孟子对大丈夫的定义来看，大丈夫人格与君子人格内涵一致，并通过修身来实现。孟子认为大丈夫应该首先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也就是内心要坚守“仁、义、礼”的要求。在孟子看来“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君子的本性是把仁义礼智植根在心中。因此从人格的根本内涵上来看，大丈夫人格与君子人格内涵是一致的，都强调对儒家根本道德修养的追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三观。“仁、义、礼”不仅是儒家对道德修养的追求，也是儒家治国之本，要实现内圣外王，就要通过修身，通过“居、立、行”的具体实践来获得。第二个层次，大丈夫人格的社会功用。从其外用上来看，大丈夫人格贯穿着民本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将“与民由之”放在第一位，体现出为民担责、担当道义、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情怀，诠释了孟子政治学说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主张积极的入世观，孟子更强调“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担当精神和奉献牺牲精神就是大丈夫精神的重要体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观点在思想上一脉相承，一方面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另一方面，在入世与出世，进与退的政治选择与人生态度里，又强调“独行其道”“独善其身”，体现出儒家通权达变的精神气度。第三个层次，大丈夫人格的特点及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既是大丈夫人格的特点，又是大丈夫人格精神的生动刻画。一个绝不以权势高低、威武富贵论英雄，在面对富贵、贫贱、威武等不同人生境遇时，都能坚持“仁，义，礼”的原则，有着刚正不阿的正气和不屈不挠的骨气的人，他的人格必定是独立而健全的。正因为大丈夫人格健全而独立，有着强烈而清醒的自主意识，所以他才能心中有天地，不为外物欺，始终坚守正道，直道而行，他的人格精神也就自然体现出坚贞不渝、顶天立地、光明磊落格局与境界。一言以蔽之，大丈夫人格一定有大的境界,有大的眼光,有大的胸襟。

大丈夫人格就其理论基础来说，是建立在性本善这一理论定位上的。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之端，将四端扩充，使之变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就能以“大丈夫”气概立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是大丈夫人格的内在规定性，是培养形成大丈夫人格的方法，也是大丈夫精神的外在气质。什么是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就是最宏大、刚健、刚正之气，是人间正气。孟子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也就是具备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要培养大丈夫人格，就要“善养”浩然之气。其方法是“以直养而无害……配义与道……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即培养的方法：一要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二要坚守义与道的要求，与义与道相配合；三要不断积累正义行为来培养，不能期望通过偶然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四是不要认为这种正义是可以袭取的心外之物，它必须是植根于内心的认同，由内而发；五要严谨，在行为举止中处处严格要求，如果行为有愧于心，就培养不出来；六要躬行践履，要做具体的事情，但做事不要预先期望效果；七是心里要时刻不忘，坚持培养，但不能违背规律拔苗助长。孟子提出并构建的大丈夫人格，既有理论高度，又具体可操作，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大丈夫人格外，孟子“丈夫论”还包括“丈夫”、“小丈夫”、“贱丈夫”三种不同层次的人格。“丈夫”在古代是对成年男子的通称，并没有特定的道德意义，孟子则赋予了“丈夫”一词更多的道德含义和自我认知意义。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引用勇士成覸对齐景公说的话“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是个男子汉，我也是个男子汉，我为什么要怕他呢！在孟子看来，一个男子要能称其为丈夫，在人格上绝不能自我矮化，要有发奋自强的志气，只要有志气“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圣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在孟子“丈夫论”中，大丈夫是理想人格，丈夫是现实人格，一个人应以大丈夫人格为努力方向，不断提高人格境界。

在孟子丈夫论里，与大丈夫相对应的负面人格是小丈夫、贱丈夫。“小丈夫”是指庸俗而识短的人，这一类人气量狭小，做事不讲方法，容易被情绪控制。小丈夫一词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辞去齐国客卿之职，离开齐国，但他走的并不快，还在昼城住了几个晚上，齐国有个叫尹士的人认为孟子走的不爽快，让人看不惯。孟子的学生高子把尹士的话告诉了孟子，孟子在与高子的交谈中说到：“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於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於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我难道像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小人吗？向国君进谏言而不被接受就发怒，怨恨失意的神色表现在脸上，离开时拼命走，走不动了才住宿吗？从孟子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小丈夫可能并非一无是处，小丈夫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许他在某一个领域也有一定的能力，但他最大的人格问题是格局小，量浅少容，没有坚守道义的韧劲，不能受挫折。从人格建设层面，小丈夫与儒家所提倡的“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修身要求相背离，需要通过反求诸己，不断提升人格空间。

“贱丈夫”在孟子“丈夫论”里是被摒弃的一种人格设定，特指贪鄙的男子。“贱丈夫”一词出自《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龙（通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有那么一个贪卑的汉子，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捞去，别人都觉得这人卑鄙，因此向他征税。贱丈夫见利忘义，只要能获取利益，不受道德约束，没有底线。《孟子·告子上》中谈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在孟子看来人的身体中有贵贱之分，有小大之分。不要以小的去损害大的，不要以贱的去损害贵重的。注重品德修养的人是识大之人，只注重对身体的保养却忽略了品德修养的人是识小之人。从孟子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以“垄断”为手段，以“罔市利”为目标的贱丈夫，见利忘义，为“养其小者”而放弃品德修养，不但如此，他的行为也拉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真正的小人。贱丈夫的社会破坏巨大，是孟子树立的负面典型，他对社会的破坏不仅因为他的贪婪，更是由于他无视规则与秩序，他公然突破社会规则，使得原有的和谐的环境发生变化，“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这与极其强调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改良社会风化，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正好背道而驰。

孟子“丈夫论”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的提出推动了儒家人格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

“丈夫论”的提出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孟子身处于战国七雄争霸，新兴地主阶级冉冉升起的时代，经历了几百年的攻伐战争，旧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崩坏，地主阶级新的统治秩序正在完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苦难深重，他们需要精神领袖，更需要有英雄式的领导者给以指引，孟子构建的充满浩然之气，有着强烈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以民为本，胸怀天下；志向远大，品质坚毅的“大丈夫”正是这个时代所期盼的。同时随着社会秩序的调整，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重新建构，社会阶层较之以往更加多元化，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在各阶层，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自由劳动者中兴起，大丈夫人格及其修养方法论的提出，为社会民众提供了重要的遵循。

“丈夫论”特别是大丈夫论，匡正了错误认识，确立了人格建设的正确方向和价值取向。“大丈夫”这一哲学概念源于景春和孟子的一次辩论，景春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认识。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在当时，以公孙衍、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大行其道，他们身居高官，富可敌国，左右诸侯，挑起战争，在世人看来是无限风光的“大人物”。但在孟子看来，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不讲仁义，没有道德，奉行把顺从当作准则的“妾妇之道”，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真正的大丈夫要“居仁、守礼、行义”，人格健全独立，以天下为己任，立身处世态度豁达，进退由道。孟子对大丈夫人格特征的系统阐释，抨击了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辨明了何为真正的大丈夫，有力地匡正了当时错误的社会价值取向。

“丈夫论”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现实化补充与发展。君子是儒家的人格代表，是智仁勇的化身，但在孔孟时期，君子主要是指在上位者或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君子相对于老百姓还是有些高高在上的意味。孟子提倡的大丈夫人格产生于君子人格，但“大丈夫”更接近老百姓的话语体系，消除了君子人格的抽象化倾向，弥补了君子人格的理想化在普通老百姓中产生的距离感，使儒家人格构建更具贴近性，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孟子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大丈夫人格的修养方法及实现路径，居仁由义、持志养气、反求诸己等这些大丈夫人格修养的具体方法，便于普通民众学习提升，使得大丈夫人格更具实践性，操作性。“丈夫论”还将人格层次化，分为不同的四个层次，使其在实践层面有了更直观的参照系，更易为民众所对比学习。另外，在人格气质方面，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人格，其气质表现为“温良恭俭让”，是温和、恭敬、俭朴、谨慎、谦让等人格特点。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则是对儒家人格另一方面的扩充和发扬，更多的呈现出阳刚之气，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

孟子“丈夫论”的哲学价值不仅仅是对儒家人格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其核心“大丈夫”人格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砥砺践行，“大丈夫”人格也被视为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优秀品格。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更应发挥大丈夫精神，认清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奋发有为，回应时代召唤，书写无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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