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李松 刘斐 邬慧颖
“您的家中,哪位亲人参加了红军?”
“我的爸爸,梁在英。”
“他是哪一年参加的红军?”
“1934年,村口有个宣传队动员大家当红军,他就去了。”
“后来呢?”
“红军长征,爸爸跟着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紧接着,是沉默——今年92岁的梁景春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但关于父亲参加红军长征,这是他能提供的全部信息。至于梁在英出发后,参加过哪些战斗、有没有受过伤、何时何地牺牲等等,都是一片空白。
空白是因为无从得知。梁景春说,父亲离家时,自己已经7岁,开始记事了,那时家里人每天都盼着父亲回来,却始终没有消息。实际上,记者在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村走访红军后人时发现,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
梁在跃,梁泽红的爷爷,红三军团战士,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出发参加长征,无音讯。
梁崇万,梁文河的父亲,家中排行老三,与四弟梁崇芹、五弟梁崇芬一同参加长征,牺牲经过不详。
梁从优、梁子光,梁小群的大爷爷、小爷爷,长征出发时一个20多岁,一个不到18岁,此后再无消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包括梁景春在内的丰垅村村民,以及更多瑞金群众共同的生活主调。只不过,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日夜牵挂的亲人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也创造着人类历史的奇迹:长征途中,红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
“儿女盼着爸爸、妻子盼着丈夫、父母盼着儿子,红军离开的那一天,大家的心其实也跟着走了。”已经做了15年讲解员的钟吉玲也是一名红军后人,她的三爷爷在长征途中牺牲。她说,每次讲起陈发姑的故事,她都感同身受。
那年的一天,苏区干部来到陈发姑所在的上山坝召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加红军。陈发姑的丈夫朱吉薰动了心,他的母亲、伯父却坚决反对。僵持不下之时,陈发姑做通家人的工作,挑起家里的担子,让朱吉薰如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不久后,红军开始转移。行前,朱吉薰与陈发姑约定,胜利之日再相聚。可谁知,二人这一别,竟是永诀。
“陈发姑盼啊,等啊,但朱吉薰就是没有一点音讯。”钟吉玲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认定朱吉薰在长征途中失踪或者牺牲了,但陈发姑不肯相信,仍然坚持等着丈夫,等他回家与自己团聚。
2008年,115岁的陈发姑走了。人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她的床前、屋角,码放着一双双或旧或新的草鞋,数了数,总共75双。原来,与朱吉薰分离的日子,陈发姑一直默默坚持每年给丈夫编一双草鞋,75年从未间断。
后来,为了纪念陈发姑,人们给她立了铜像。那是对爱情的致敬,也是对思念的致敬——自红军离开那天起,即使音讯全无、生死未卜,许多苏区人民都像陈发姑那样,时刻想着亲人、念着红军,等着他们回来。
在叶坪,红军转移后,敌人拆毁红军烈士纪念塔,只有“烈”字石刻完整幸存,一位姓谢的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把它藏在家中,直到全国解放。
在华屋,17个年轻后生参加红军前,相约到后山每人种下一棵松树。他们再没回来,但乡亲们用红漆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他们。
在马道口,夜深人静的时候,88岁的梁海如常常想到父亲,想他参加长征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想着想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对他没有印象,但我还是想我的爸爸啊”。
时光流逝,深情不改。不管离开多久,不管走出多远,红军从未走出过瑞金人民的思念,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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