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亿：一个作家的思想史

王安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存在，如今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还是复旦大学教授，且创作力持续旺盛，新作迭出。很多人也许都想知道：这样一位作家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她的思想历程又是怎样的？在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成长初始革命年》中，王安忆以十七篇散文、对谈、演讲、游记和发言，呈现了童年、青年和中年的思想变化。

从革命、继续革命，到走入市场经济后的现今，这部一个作家的思想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巨变的见证，也是作家自我思想定力和敏锐内心的文字留存。□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种族与血液好像是一个不灭的火把”

王安忆认为，对一个小说家而言，体会历史“是从体验出发”，“理性的概念化往往成为负累，压抑了感官的自由”，所以对她来说，《成长初始革命年》的意义在于，“让写作者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现足迹，纳入历史的进步”。

既是呈现历史，就要追溯源头。王安忆因此将其散文《茹家溇》作为这本书的开篇。“那是一九八六年的行旅，去到浙江绍兴，拜文友协助，查访母系祖居”，那时候，正值寻根文学发起，大家纷纷投奔“文学的根”，有的入径地缘，向山川河流进发；有的倒溯时间，访问古城古镇古村。《茹家溇》也有话说从头的意思，“从一九八六年往回算，写作约有七八个年头，还在情绪的主导下，世事与青春都在平息骚动，渐趋安稳。其实是个迷茫阶段，经验被过度地挥霍，来不及继续能量，开发新世界。同时呢，也意味着形势要转”。

王安忆的妈妈，著名作家茹志鹃，记得奶奶的一句话：“我要带你们去柯桥四十里的茹家溇，给你们爷爷磕头。”这句话，成了王安忆寻访母系血脉的唯一线索。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那少年又一次启程了，他掮了一串草鞋，怀揣两吊大钱，走过那座拱桥，乘上一条乌篷船。那是一个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河岸是金黄灿烂的一望无际，粉蝶儿飞舞着，船从显赫的赵家祠堂下走过。这少年出身于一个小户人家，世代箍桶，然而，他要去闯世界了”。这个少年，就是王安忆妈妈茹志鹃的爷爷。对王安忆而言，这样的寻访意义非凡，“我好像身处一个梦境，几千年的岁月从我沉睡不醒的身躯内穿行过去。种族与血液好像是一个不灭的火把，在没有尽头的生命长河里相传，火光熊熊地照亮了今天，过去和将来则冥在黑暗之中，祖先们努力留给我们一点消息，暗示我们短促的生命，其实已走过了漫长的路途”。

“每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

写作的生发、思想的形成，无法脱离一个人身处的时代。王安忆同样如此，1954年出生的她，从小的生活，其实处于一个非常混杂的环境，“我们的父母都是所谓的革命干部，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全都是没有本土色彩的，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所以我到很大才会说上海话，因为你在上海，不会说上海话会受到歧视，为了学上海话我都有点口吃了”。

作为“六九届”初中生，王安忆经历了很多场运动，种种遭际，无论自己的还是同学、朋友、邻居的，王安忆都娓娓道来。“猝然间，满街都是被剪了裤脚和赤足提着皮鞋的男女……人群朝不同方向涌动，是逃离什么，又是迎向什么。小孩子夹在其中，赤红或者苍白着小脸，心别别地跳，耳边有一个声音：出事了！”在王安忆的个人史中，有些事情就是从这一日开始的，“它一下子撕掳了这城市的体面”，“就是体面，高尚的政体尊严是属于北京这一类首善之地，现代崛起的上海市民社会，充其量是一点体面，以物质心和虚荣心堆垒起来”。

混乱的年代，岁月的沉积，凸显在王安忆记忆中的感性细节，却是生活依然在韧性前行。比如把王安忆带大的家中那位老保姆，十四岁来到上海帮佣，亲历各历史阶段，上中下各阶层变迁，于是深知其变中的不变，由此树立原则，立志遵守，“比如，她坚决不跟风新派，称雇主为‘同志’，坚称‘先生’和‘师母’，数度纠正，终究拗不过她，只得由她去了”。王安忆的小学同学董小苹，虽然历经磨难，依然凭着努力考上大学，坚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和董小苹的交往，让王安忆深切体会到时代喧嚣下生活的强韧潜流，在董小苹家到小屋，她深切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盘中取出针线，给儿子钉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了五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在这里，每度过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与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你的目光将接壤处推远，远到无限”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常常会感觉到一种美感，“长久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人们，羞怯地好奇地探出头，张望着外面的世界，然后小心翼翼而又勇敢地迈出脚步，每一点点观念的改变都需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一点一滴地开拓精神的禁锢，一点一滴地积累思想的果实”。

然而时代迅速发展，映照出尴尬处境，“一种富足与匮乏，发展与缺失的矛盾处境”，“什么都是多，多了还要多，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奇怪的繁殖力，而生活却变成不真实的了”。王安忆因此认为，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不要尽想着有用，而应该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也不要过于追求效率，急于加入竞争，“在效率至上的社会里，过程被轻视成为一种累赘，它核计成本，然后被压缩甚至消除，为演算的方便考虑，它概括为符号，在这人工模拟的系统里，我们如何认识存在的实质性呢？假定说我们可以放弃认识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又如何去确定我们的目的？”

王安忆认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文学需要“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写作因而成为一种艰苦的跋涉，但这种艰苦跋涉同时充满思想的阔大和精神的愉悦，“年龄和阅历教训了我，时时处处提醒我是谁，越知道‘我’是谁，就越知道‘无我’的不可能，但这样的自知并不使人气馁，而是相反，更加向往，在‘我’的边界，仰望无边无际的‘无我’，真是深邃，你的目光将接壤处推远，推远，远到无限”。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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