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清华大学第二位大师是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成名于戊戌变法,他跟着其师康有为,在其旗下办报纸、写文章,鼓吹呐喊,呼唤中国改革,是以文字影响晚清社会巨大的人物,连毛泽东主席青年时都爱读梁启超的文章并深受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梁启超终于和老师分道扬镳,康有为堕落为保皇派,攫取巨额海外“保皇捐金”后,拥众多妻妾悠游诸国。而梁启超吸收西方民主思想,力倡“宪政”,他成立共和党,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虽然他不赞成孙中山式的“共和”,但也坚决反对封建“帝制”,倡导科学、自由、民主政体。
成长为大师的梁启超,天赋异禀,生于广东陈皮之乡——新会,他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一支笔文章锦绣,纵横文坛。他天生敏捷之才,“四十八点钟”完成了《南海康先生传》,一本书的写作,竟然可以两天两夜完成;其《李鸿章传》的写作亦可谓神速,据《李鸿章年谱》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十三日,诏准于京师为李鸿章建立专祠,列入祀典,以示优异;十一月六日,梁启超编《李鸿章传》毕,其挽联云:“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可以理解为,从皇帝下诏对李鸿章“列入祀典,以示优异”开始,三天后,梁启超就写作完成了《李鸿章传》。
且不论文字之美,这样的写作速度,今天最快的网络写手,恐怕也难免汗颜。
由于梁启超饮誉文坛学界数十年,所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积极聘请他施教清华,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惜乎那个时代没有录制音像的设备,我们无法窥聆梁先生讲课的风采,但据文学家梁实秋回忆文章似可揣测梁启超的才华。梁实秋回忆自己在清华求学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情形:“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学科楼上大学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感谢梁实秋先生传神的描写,我们还能相隔近百年光阴一窥梁启超先生自信、自尊的飘逸神采。
大师需要学问作基础,大师需要风范作骨架,大师需要特立做灵魂。
梁启超推崇科学与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说说而已,他把三个儿子都送到美国留学,长子梁思成留美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留美哈佛大学,成为著名考古专家,三子梁思忠,留美西点军校,抗战期间驾驶飞机与日军血战。不仅如此,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梁启超依然用自身的价值,为科学在中国落地尽心尽力。
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反对,坚持住进了西医在北京开办的协和医院,当时的西医刚进中国,立足未稳,院长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刘瑞恒,鉴于梁启超的巨大声望,手术由刘瑞恒主持,副手是美国人。没想到的是,手术“踢了个乌龙球”,把梁启超健全的右肾切了下来,保留了一只坏肾,一下子陷梁启超的生命于垂危之中。梁启超看过切掉的“好肾”,很责备协和医院的粗疏和孟浪,“协和”也承认自己错误——“这病不属于外科,”但为了使西医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出于保护西医声誉的考量,梁启超制止了学生徐志摩、陈源等人在报纸上的口诛笔伐,宁愿“白丢腰子(徐志摩语)”,还亲自扶病著文,在《晨报副刊》为协和医院证明“医疗有效”,禁止学生们上诉法庭,放弃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甚至为协和医院开脱:“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法判断,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云云。
自此,刀割针刺般的痛苦一直如影随形般的伴着梁启超,他的身体垮了下来,不得不靠输血续命,终于在两年后的1929年1月,病逝于协和医院,终年57岁。
比王国维多活了六年。
梁启超对待科学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绝对可称为“大师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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