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学硕士、海归 陈立雯：垃圾分类进农村 让全社会走进零废弃之路

陈立雯查看垃圾分类情况。

村民将分类后的垃圾倒进垃圾桶。

村里环境整洁干净。

汪剑超站在回收的塑料袋前。

村民家门口摆放着“会烂垃圾”和“不会烂垃圾”两个垃圾桶。

村里对农户垃圾分类情况每月进行评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柴枫桔 江西上饶 摄影报道

人物名片 陈立雯

资深公益实践者。2009年到2015年期间，调研和推动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其后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环境学研究生。2017年回国后，开始到农村地区实践垃圾分类，先后在河北保定南峪村、沧州西蔡村、大邵寺村，以及浙江金华马宅村等多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18年12月开始，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探索区域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

最近，江西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的杨立华觉得有点“小骄傲”：这个夏天，在他们家族的微信群里，垃圾分类居然成为所有人七嘴八舌讨论的话题。

在上海工作的四个侄女，讲述着小区志愿者守在垃圾桶边仔细检查分类的情况，还有自己定好闹钟定时丢垃圾的体验。而他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则很淡定，称自己早就习惯用手机查找所要丢的垃圾属于哪一类。“你们回家来看看嘛，垃圾分类，我们乡早就在搞了。”杨立华说，到今年6月，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12个行政村，全部实现垃圾分类，“这都是陈老师来教我们的。”

杨立华所说的陈老师，指的是“80后”海归硕士陈立雯。她曾先后在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全力投入到农村垃圾分类推行中，东阳是她去年底开始试点的一个乡。央视名嘴白岩松曾感叹：“像小陈这样的志愿者再多一些，帮助更多人把垃圾分类变成自觉的行为。”

在陈立雯看来，垃圾分类的推行，要先“破”现在的习惯，再养成新习惯。城市已经拥有成熟的垃圾收运体系，而农村，则是一片空白，需要“立”。

“但可以肯定，中国垃圾分类体系的建立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而打通农村和城市，将是大势所趋。”走在乡间小道上，陈立雯感叹道。

垃圾分类到村

猪能吃的分到绿桶

不能吃的分到黄桶

江西上饶东阳乡，位于赣浙交界处。来到这里，你会感觉跟其他地方的农村不一样。这里有着绿树村边合的雅致，家家户户大门大开，每户人家门旁都摆放着一黄一绿两个垃圾桶，环境干净整洁。

垃圾桶上标注着可腐烂和不可腐烂两类，村民介绍，每天村上的清运员会挨家挨户分类收运。可腐烂垃圾运到堆肥处，等待奇妙的化学反应后，成为土地最好的肥料。不可腐烂的垃圾，则运到城里统一处理。

现在，所有人都习惯这样的分类，他们会将垃圾桶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在桶上大大方方写上自己的名字。

从最初，将桶领回家，放在厨房里装大米土豆，到如今，垃圾分类成为家家户户的习惯，在东阳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大家把桶当成自家东西，摆在大门口，太脏了别人都要说这家人太懒。”清淤村支部书记刘发海记得，最初乡上说要搞垃圾分类时，连他都觉得是多此一举，“我们村就200多户人，大家能把垃圾放到村里的大桶里，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当时的东阳乡，有类似想法的村不少。

改变观念，这是垃圾分类推行中，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之前一直把垃圾问题叫作环境卫生，大家好像觉得，眼前没垃圾了，或公共场所没有堆着垃圾，就是干净卫生。反正出了我的生活圈，就和我没关系。”刘发海说。

“当然有关系。”为解答垃圾去哪儿了，东阳乡党委书记王青海带着各个村的主要负责人到上饶，参观垃圾填埋场。回来后，用刘发海的话说，“一周都没吃下去饭。”

对此，需要建立的概念，就是要讲清楚为什么搞垃圾分类。“乱扔垃圾，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最后受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陈立雯告诉村民。

2018年12月15日，东阳乡龙溪村在祠堂召开大会，村支书通知所有人，龙溪要开始搞垃圾分类了。

“简单来说，猪可以吃的分到绿桶里，猪不可以吃的分到黄桶里。除了分类，门前三包一定要扫得干干净净。”陈立雯说，会后每家领到两个桶，垃圾分类，就这样在东阳乡开始落地。

分类习惯养成

挨家挨户上门普及

完善的政策最重要

开完大会的第二天，龙溪村的村干部们开始和收运员一起收垃圾，15个人分成两组，边走边广播。整整10天，不是和村民面对面地纠正，就是对年纪大的老人反复解说。白天不在家的人户，晚上还要上门宣传。“只能这样挨家挨户的做工作。”陈立雯认为，垃圾分类的推广，不是拉起横幅、摆起桌椅、分发传单，而是要告诉每一个人怎么做。

在清淤村，面对一户连续一周都没正确分类的村民，村支部书记刘发海还能开玩笑，“我就说再不分正确，我就到他家吃饭，吃到分正确为止。后面果然就没错了。”对于部分有抵触的村民，村上就委托和该村民关系好的朋友上门去劝，一个个突破。“这就是在熟人社会里，推行一种新事物的便利。”陈立雯感叹，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普及，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在国外读书期间，陈立雯就开始“从一个历史维度看待中国的垃圾问题”。在她看来，从2000年到现在，在中国城市推行垃圾分类的17年里，垃圾投放体系并没有真正被改变。

今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

对此，陈立雯很期待，因为上海垃圾分类的根本意义，在于开始真正建立垃圾分类所需要的每一个环节的条件配置。

“这是上海开创的，我觉得划时代的意义。”陈立雯说，这结束了以前只在原有混合垃圾处理系统上的修修补补，从源头真正建立了一个分类，并涉及到对居民的教育管理、分类投放、分类收益和风险处理，还包括考核等方方面面。

颇有意思的是，在陈立雯看来，垃圾治理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和人的素质高低、文化程度关系并不大，相比更重要的，是硬件和管理体系的建立。例如，在推行垃圾分类7个多月后，龙溪村的准确率已经可以稳定在80%。

“应该说，面对垃圾分类，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教授还是农妇，现在所有人都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陈立雯认为，此前大多数地方都缺少严肃的环保教育、相关的政策体系。“垃圾分类做得好的，不是因为那里的人素质高，而是取决于那里建立了怎样的垃圾分类政策体系。”

打通农村和城市

与农业种植相结合

先从乡镇开始探索

一切都还刚开始。

以往在乡村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里，陈立雯最大的感受是，如果地方政府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强，那么推行的进度就会快一些。

而在这种感受的背后，其实是对垃圾分类考核指标体系的亟待完善。

“现在有的考核指标，是布了多少桶、张贴了宣传画册没有，但不应该这样。”在陈立雯看来，考核应该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主要垃圾分类情况设立，比如有无相应的处理设施，源头上实现了多大减量等。

另一方面，长远来看，打通城市和农村的关联，也是未来垃圾分类的大势所趋。

陈立雯的导师约书亚·戈尔茨坦长期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他提出，中国的垃圾与废品回收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比如，城市边缘的一些村庄会成为垃圾的倾倒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也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环境污染的整体后果常常被弱势群体所承担，这并不公平。”

而眼下，面对垃圾分类在中国各个城市和乡村的推进，陈立雯开始越来越多的想到，既然整体上50%左右的垃圾是可以堆肥的有机物，那这一块怎么和农业的种植结合起来，先从小乡镇开始探索，再到县城区域，最终实现突破。

实现这样的突破，需要建立的还是认知过程：让所有人认识到城市的厨余垃圾对土壤滋养的重要性。同时，改变城市以往的垃圾处理体系，未来能够建的是一个让农业循环的有机物处理厂，而不再是填埋或焚烧厂。

到8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已经实施一个月了，统计显示，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6月增加了15%，可回收物增加了10%，干垃圾则下降了11.7%。这说明，不仅一批湿垃圾借由居民的自觉分类“逃离”干垃圾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可回收物也“逃”了出去，重新产生价值。

在垃圾分类这条路上跋涉到现在，陈立雯的期待一直没有改变。“终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实现‘零废弃’，这是我的梦想。”眼下，她感受着国人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垃圾分类意愿的明显增加，“有自下而上的努力，也有自上而下的规划，属于中国的垃圾分类体系，在我们这一代是有望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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