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场雨□李贵平

我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大巴山老家，地区管事的对我说：咱这儿装不下人了你回县里吧，县上管事的说：咱这儿装不下人了你去区里吧；区上管事的说：咱这儿装不下人了你去乡里吧；乡中学校长说：咱这儿装不下语文老师了你去教政治吧。

我当时想抓个石头朝那些人扔过去：咱中文系高材生呢，又不是劳教对象，更不是陈世美的老婆？但念着老母亲没人照顾，忍。我把石头装在心里。

我去了。那是一所深藏在高岭山峦里的乡村中学，我的新“家”，安放在校内一幢地主庄园的二楼。一人走路，整个老楼的木地板都咚咚配合直响。上楼梯时，得先用手顶开一块横盖的木板。那天晚上，月光透过雕花木窗流泻进来，我独自就着花生米喝闷酒，忽然哭起来，啜泣声破窗而出，惊飞楼下的蝙蝠，蝙蝠幸灾乐祸地呱叫，又串起池塘里的青蛙一起哄闹。隔壁的女教师敲着木板墙嚷道：黑灯瞎火的你整啥呢？人家白居易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你却弄个大鬼小鬼闹学堂，告你。

上课头一天，我刚迈进教室，就被门上埋伏的一把烂扫帚掉下来砸在头上，成语“灰头土脸”说的就是这事儿啊。才讲几分钟，我就从孩子们茫然的眸子里看到一句老话：读望天书。被我揪着耳朵站起来的班长启升，望着窗外飞过的麻雀说：听不懂呀老师。

听得懂才怪？我也听不懂自己讲的啥。我打小政治课都不及格，那时的初中政治课没有教学大纲，主要讲精神文明。我拿着课本煞有其事地耗着，孩子们也煞有其事地耗着，一如庄园里老樟树和狗尾巴草各自野蛮生长，互不张望。

硬扛了半个月，我发现几个娃娃又在鬼头鬼脑嘀咕什么，瞅见我后哼着歌儿散开了，带头大哥就是城里来的插班生斌斌。斌斌是因为经常偷他爸的钱被发配到这所乡村中学的。估计斌斌们下回伺候我的，就不是扫帚而是别的玩意了，或者干脆把我丢进池塘里去和猪儿一起游泳。

救救自己，救救孩子。我说。得改变教学方式。

我的“教改”是这样的：每节课的末尾都拨出十五分钟开小灶——讲故事。我读大学时最好的自修课是二战史。我想用自己的拿手戏，拿下这帮企图飞起来吃人的孩子。

第一天，我讲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犹如倒霉蛋虚竹在山洞遇到无崖子，凭空吸来七十年功夫，活了。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分钟，这群长期跟父母蜗居在山凼凼的乡下娃，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们头一回听说大山之外、时光之远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军T34主战坦克、德军梅塞斯密特BF-109战机等新词儿。于是，一场场弥漫着惨烈血腥味的搏杀巷战，一次次从瓦砾间射出的狙击点杀，一个个咬着敌人喉咙同归于尽的红军战士，以及战后曼斯坦因元帅对战争道义和战役得失的反思……都在群山环抱的这间土疙瘩教室里无声展开，连班上最喜欢给男生递纸条儿的秀芝都听得张大嘴，似乎我讲的东西可以帮她写好情书。

我从孩子们兴奋的眼光和我自己的讲述里，悟出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战争还可怕，一切都可以挣扎，一切都可以重来。

老校长叼着叶子烟杆儿乌云般飘来，他瞅瞅教室里满脸期待的孩子们，想找出隐形的翅膀，又上下打量我：小子，上啥手段啦？

我当然再不会挨扫帚的袭击了，还成了学校的土豪：隔三差五，孩子们有的送来一块煮熟的腊肉，有的揣来几袋裹着泥土的花生，有的提来一瓶苕酒要求上“晚自习”。那年隆冬，大雪纷飞，村庄一片银白，冷得连狗儿都不敢露面。银装素裹的群山中，我女朋友踏着积雪、披着雪花从另一所中学步行三十里来看我，一见面她就将冻得通红的手儿伸进我颈子：“快快，弄吃的！”这时，斌斌幽灵般出现了，他拍打着棉袄上的雪花，将一条烧好的狗腿子放在桌上：“给咱师母炖口汤喝吧。”“啥，哪来的？嘿嘿……”

这当然是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离开那所学校的头天晚上，启升带人早早用扫帚将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十支蜡光透出窗外将麦苗都映得通红。含着泪水，我给孩子们讲了最后一课：攻克柏林。

这些年，我和孩子们都在不同的地方“攻克”生活中的难关，联系少了，但我每每从省城回老家重聚，他们都要让我再讲几个故事，欢闹通宵。他们中，当然没有谁飞起来吃人，且今非昔比——斌斌在重庆读完军校后当了军官，启升成了年轻的文史专家，秀芝在乡下教书经常当模范……

寂静的夏夜，苍穹上日升月落，阴晴更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一场雨，哪怕是一场无法扯破天幕的小雨，它浸湿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更浸湿我们的心田，于是，心田里便会生长出竹子拔节般的青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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