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年底离校北上,辗转去延安学习。随后分配在中共领导下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直到解放战争打响,才回到东北解放区,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1953年初,重返母校工作整整八年。1961年又调到西北,主要做宣传文教工作。几经曲折,1981年又调回北京,做政策研究工作,不久以年老从第一线退下来。这就是我离开清华后半个多世纪的简单经历。
我在清华仅仅三个学期,却影响了我一生。回想初入学时,也曾梦想灾难深重的祖国有朝一日能够站起来,我愿为建国而努力。为此,我渴望学点建国真本领。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痛感救亡是最急迫任务,就和许多同学一起,投身到清华园里如火如荼的救亡活动中。我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深情,参加各种报告会、时事讨论会,热烈讨论时局动向和国家前途。我们曾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为绥远抗日将士赶缝棉背心。我们组织了海燕歌咏团,要学暴风雨前的海燕,呼唤抗日,大礼堂常传出《松花江上》和《五月的鲜花》的歌声。我们为了锻炼自己,曾聚集在西山无梁殿,半夜爬上鬼见愁,坐在峰顶等待破晓。我也曾骑自行车沿着乡间小路去妇女识字班教课,使我这在城市生长的学生初次接触到农村。这段生活启迪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重返母校,再同当年师长、校友、教师、职工、同学一起,实现我当年梦想,以满腔爱国热情,学习建设祖国的知识。改建的水工实验室里回响着新一代同学自己谱写的建设祖国的豪迈歌声,水利系师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亲自参加修筑密云水库,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很多同学被安排到重点工厂实习,有机会接触国内最新技术。每当我陪内宾、外宾参观程控机床表演时(1958年这还是新鲜事物),不禁想起当年我们金工实习时工厂里的皮带车床和电钻。
新中国塑造了新清华,新清华又蕴藏着老清华的爱国传统和优良学风,虽然从1961年起我离开清华已快三十年了,现在清华又焕然一新,几乎难寻旧迹了,但是在我心中,清华的记忆像校花紫荆,红紫芳菲,永不褪色。
我爱清华,我爱清华人。(原载《清华十二级纪念刊》(1990年),2017年1月26日经陈舜瑶审阅同意刊登于《清华校友通讯》复7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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