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1943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一幢房子,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曾大批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2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1921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勾起心中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进入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

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又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

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乏累,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但这所学校早在1932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

不过,虽然早已关门,但寻找一所学校的旧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要容易一些。

杨重光派出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总算顺利,博文女校记录在案:“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董事长黄宗汉,校长黄绍兰……”

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老居民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

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诚如本书开头所写及的那样……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的双眉紧蹙着。她有点为难了:

“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

“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

慢慢地、慢慢地踱着,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残存的印象。30年前,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30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

行行复行行。当她走到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

“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

兴业路?她还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

看到她迷茫、疲惫的神态,沈之瑜对杨淑慧说道:“我看你有点累了,早点休息吧,改日再找。”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地来到了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

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对的。

那兴业路,是1943年与贝勒路一起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在1914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对着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

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

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听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30个春秋的变幻:

原来,在1920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五幢房子,并成一排。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矾红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石库门这名字,源于大门四周用石条作为门框,被叫作“石箍门”,后来从“石箍门”演变成“石库门”。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民居四分之三是石库门房子。

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只是由于上海市中心地皮金贵,所以不能像北京四合院那样有宽大的院子,而且住房也不能是平房。走进石库门之后,通常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后为两层主楼,主楼中间为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在客厅之后又有一天井,这个后天井之侧通常是灶间以及后门。石库门往往是成排建造,前后有高墙,与外界隔绝,闹中取静,很受居民欢迎。

下期看点: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具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央一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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