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姚溱向沈之瑜、杨重光以命令式的口吻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的——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寻找党的诞生地是自己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扬帆手下,有一员经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25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纸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化莫测。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1946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

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时,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

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其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

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的是“俱往矣”,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邨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1927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贝勒路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地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尚嫌不足,所以,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

沈之瑜在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的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

“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一定级别的首长之外,一般工作人员外出没有小轿车,也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47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100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

下期看点: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2号。“1921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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