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三尾丰的真诚认罪与反省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对其余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有期徒刑战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

这批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他们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他们虽遭受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仍坚持活动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而总部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中归联”的负责人认为，关于战争责任，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追究命令者的责任，这一点上“中归联”成员三尾丰做到了，他以其真诚的认罪和反省与受害者之间达成了谅解。

三尾丰的生平

三尾丰，1913年11月生于日本岐阜县的一户农家。兄妹四人，祖辈向地主租种土地交纳租金，父亲和叔父作为军人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少年时代的三尾丰在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教育下，自幼崇尚职业军人。1933年6月，家里接到征兵检查通知时，母亲流下泪水，但彼时的三尾丰并不理解母亲为何落泪。1934年1月，三尾丰体检甲种合格，如愿进入“岐阜步兵68联队”，但日本军队中野蛮粗暴、绝对服从的新兵教育使他对军队感到失望。1935年5月，三尾丰随军到达哈尔滨。

1935年6月，对军队幻想破灭的三尾丰将奋斗的目标转向了宪兵，因为宪兵高薪酬又可免受战场枪林弹雨的危险，但宪兵是需要训练考核的，三尾丰苦学一番后宪兵考试合格，翌年到齐齐哈尔赴任。后因牡丹江抗日活动频繁，三尾丰转至牡丹江从事情报收集工作。1941年4月，三尾丰以军曹身份调至大连宪兵队本部，后不久升至曹长，主要负责思想管理。1943年10月参与了涉及对苏谍报系统的所谓“大连事件”，抓捕多名中国人，经严刑拷问、威逼利诱等手段后将其中四人作为“特移处理”的“圆木”送至哈尔滨石井部队。

1945年8月，时任关东军大连黑石礁宪兵队警务班长的三尾丰在大连被苏军俘获，后被送往西伯利亚战俘营关押五年。1950年7月，三尾丰与其他原侵华日本战犯共计969人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基于新中国政府“免于起诉，即行释放”的宽大政策，三尾丰等作为第三批获释战犯从天津塘沽港乘日本“兴安丸号”回国。

1987年，三尾丰胃癌手术。1998年7月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去世。

在中国时期的三尾丰

三尾丰及其所在的关东军宪兵队

据三尾丰回忆，当时伪满洲国的治安完全由宪兵队控制，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同时兼任伪满洲国的警务统治委员长，普通警察与铁路警察统一归属伪满洲军宪兵队管辖。宪兵原本的任务是维持军队秩序，但是战时的主要任务则变成为“战争区域的防谍、民心动向的监察”等。因此，宪兵平时在日本国内为陆军大臣管辖的“敕令宪兵”，而战时则转为关东军作战序列，由“敕令宪兵”转为“军令宪兵”，受关东军司令官统辖，兼负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责任，按照“战地宪兵作战要务令”进行活动，因此也就出现了关东军宪兵队行为野蛮粗暴为所欲为而又不必受法律约束的乱象。这也是战时三尾丰发现的高薪之外关东军宪兵队同时拥有的超越行政和军令之上的自由。

三尾丰所属伪满洲国宪兵的主要任务是防谍活动以配合关东军作战，他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里里外外。具体可分为五个方面：镇压由苏联陆续派往中国的情报组织活动；镇压反满抗日运动；镇压中国共产党；积极配合关东军秘密推进的731部队细菌作战准备；配合从事化学武器开发的516部队·526部队等。

为完成以上任务，关东军于1941年在长春创建了伪满洲国第86部队，即特设化学搜查部队，下设无线电班、毒物班、指纹班、写真班、邮检班等五个班，这是个三百多人编制的庞大机构。其中无线电班配置最为强大，班长由宪兵少佐担任，专门查处苏联的无线电谍报组织，三尾丰作为骨干参与了当时他们称之为“大连事件”对苏谍报案。

三尾丰和“大连事件”

据目前查到的资料看，“大连事件”是三尾丰、长沼节二等对在大连抓捕中国人士事件的简称。

事情发生在1943年10月，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化学搜查部队（又称“满洲第867部队”）开始频繁活动之后，日军在大连地区频繁截获到发往苏联赤塔方面的信号，宪兵队随即成立国际谍报事件搜查班，在大连星海浴场附近的黑石礁抓捕了苏联地下工作员摄像师沈得龙，后又在沈阳抓捕了中国共产党员李忠善、王学年和爱国人士王耀轩带回大连进行审讯。

经数日审讯，王耀轩并未交待任何日军期待的情报，三尾丰受到搜查主任批评，于是他决定对王耀轩实施严刑拷问。经过“灌水”“火燎”等酷刑，从王耀轩那里仍一无所获。大连宪兵队除沈得龙的部分供词外，在没有任何资料和证言的情况下，以“国际谍报事件”核心人物的名义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将沈得龙、王耀轩、王学年、李忠善四人作为“特移处理”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1944年2月末司令部批准“特移处理”。

1944年3月1日，三尾丰奉大连宪兵队白浜队长之命率四名部下乘火车将上述四人押送至哈尔滨。到站后在严密的警戒下从特殊通道出站将四人交付给前来接应的便衣宪兵。双方在一个隐蔽处办完交接手续后，沈、王等四人便被解开镣铐，像猪一样被野蛮踹进一辆黑色铁皮面包车里拉走。

晚年的三尾丰回忆，对于送四人至哈尔滨，当年他只是感觉到作为宪兵的便利，他们只需将调查对象送至哈尔滨即可，至于接下来送至哪里如何处置跟他们是无关的，宪兵方面不需提供任何调查报告，这是宪兵的特权。但同时，尽管尚不知是被以生体解剖、细菌感染等手段残忍杀害，但最终结局他是清楚的，即那四人无论送至何处都不外乎死亡。三尾丰途中故作平静，不时用并不流利的语言与沈得龙等人交谈以稳定对方情绪，但此次不光彩的经历在其之后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

这一点在1954年三尾丰撰写的笔供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并未亲手杀害王耀轩等四人，但仍作为自己的一桩战争犯罪事实，将押送王等四人送至哈尔滨石井部队一事写入了笔供之中。这说明1990年代三尾丰对这一罪行的认罪反省，与四十年前的1950年代关押期间的认罪保持着一致性，不同的是四十年后的三尾丰在反省中将当年押送王等四人去哈尔滨时的心理讲述了出来，甚至以加害者的身份站在了东京地方法院作证，这体现了三尾丰对当年战争犯罪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1997年10月，三尾丰在731部队证言听取会上

三尾丰回国后对此次事件的认罪与反省

1956年夏，作为第三批获释的三尾丰回国后与前两批同样也被贴上了“洗脑”的标签，没有被战后日本社会所接纳，但他一直坚持从事“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1964年，第一批战犯回国八年后，战犯全部获释回国。在这一年的1月，“中归联”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大会”，全会一致决定“中归联”以独立的组织形式与中国政府接触。为此，“中归联”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三尾丰任委员长，一直筹划、组织并参与“中归联”作为一个组织的活动。

1972年9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同年11月，三尾丰作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二次访华团”成员，随“中归联”首任会长藤田茂一行来华访问，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讲到，希望“中归联”能够如实地将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历史留下来，因为中日两国真正的友好应该建立在源于两国人民内心深处的真正的理解产生的信赖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存”，最终实现惠及中日两国人民子孙后代的友好睦邻关系。作为访华团的一员，三尾丰认为这也是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达成的一个约定，“反战和平·中日友好”正是“中归联”活动的宗旨。

周总理与三尾丰合影

而对于自身宪兵期间所犯罪行，三尾丰并非回国后就进行了反省，因为他并不清楚当年的石井部队在中国究竟做了什么。随着1990年代原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曝光，三尾丰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认识随之加深。1993年7月，三尾丰在新宿参观日本首次举办的“七三一部队展”时才得知当年自身所执行的所谓的“特移处理”，即把抓捕的谍报人员以及反满抗日志士送往哈尔滨的石井部队，也就是731部队，而所有送往731部队的人，全部被用于细菌试验或作为人体实验材料被活生生地解剖。他这才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罪行的深重，随后便多方问询以寻找受害者家属当面道歉。自此，三尾丰开启了对这桩罪行的反省谢罪之旅。

1994年前后，三尾丰开始参与日本“731部队展”，并做相关证言演讲。

1997年10月1日，三尾丰在东京地方法院，作为加害者证人对自己的罪状进行陈述。

需要指出的是，三尾丰是季刊《中归联》的发起人，同时也是创刊人之一。针对1996年日本学者田边敏雄对“中归联”的攻击言论，结合之前日本社会出现的历史教科书事件以及右翼学者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歪曲，1997年初，“中归联”开始酝酿言论战的平台，时年84岁高龄的三尾丰主动出资，多方奔波最终创建了季刊《中归联》。1997年12月13日，在东京举办的季刊《中归联》创刊纪念会上，三尾丰术后拖着重病身躯与会并发表讲话，忏悔自己作为宪兵将四名中国人作为人体实验材料送往731部队的罪行，发誓余生将致力于揭露731部队肆意隐瞒的秘密。

1998年3月，受害者遗属王亦兵在东京地方法院作为原告陈述时，三尾丰再次拖着重病的身躯前去旁听。

三尾丰不仅口头承认罪行表示谢罪，而且将谢罪的心情付诸实践。贯穿他后半生的一条线索，就是必须认真地反省他宪兵期间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从内心深处向中国人道歉，谢罪、赔偿是他所剩无几的生涯中最大的任务。东京地方法院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诉讼律师团的律师们深深感动于三尾丰对他们工作的积极配合，以及他几十年如一日积极从事“中归联”活动的执着。

1997年10月6日洛杉矶时报对三尾丰的报道

曾经采访多名“中归联”成员的日本报告文学作家星徹认为，“中归联”成员的认罪学习在战犯管理所期间并未彻底完成。他们在战犯管理所期间的学习和认罪活动只是其回国后倾其后半生所从事的“真正认罪”的“基础学习”。三尾丰就是很好的例证，他整个生涯都在向着“真正认罪”的方向努力着。三尾丰虽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识到做了不该做的事，但那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认罪”，其真正认识自己的罪行，是在回国多年后理解到被害者及其家属的悲伤与痛苦之后实现的，而起决定作用的契机是三尾丰得知被他抓捕并送往731部队的王耀轩的后代在世，后经多方努力得以与之见面。三尾丰谢罪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自己的罪行，随后在法庭上的作证使其认罪意识进一步升华。

战争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和解

三尾丰真诚的认罪最终得到了“大连事件”受害者之一王耀轩遗属王亦兵的谅解。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王亦兵针对与直接加害者三尾丰之间达成谅解的原因总结如下：

三尾丰是战争犯罪的执行者，但他仅为执行命令而非命令的下达者；三尾丰已经接受中国政府的宽大审判，免于起诉释放，三尾丰已因这一罪行受到了处罚，且已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赦，成为普通民众；三尾丰的真诚，即其承认罪行并诚实谢罪的态度。

以上三个理由，缺少任何一条我都不会原谅三尾丰。基于以上原因我原谅了三尾丰，与三尾丰握手言和。我认为，我与三尾丰的握手，与其说是我与三尾丰个人之间的仇恨的终结，不如说是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之意的表达。

星徹认为，三尾丰等“中归联”成员的认罪与反省绝非是他们“伟大”，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无论怎样谢罪、认罪，他们所犯下的罪行都是无法抹掉的，这一点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中归联”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希望余生将这些罪行的事实告诉人们，以期类似错误不再发生。正如战争期间在山西多次从事人体解剖的原战犯汤浅谦所说，“至少有一千余名日本人在中国直接从事过人体解剖，而在日本社会讲述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忘却了”。日本人对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意识是非常淡漠的。他们认为，存在就意味着耻辱，倒不如忘却了为好”。星徹认为，有些日本人对这种认罪意识即便有也只是“羞耻意识”而非“罪行意识”，或者说更有一些人觉得“羞耻意识”存在还不如不存在，于是便竭力歪曲加害历史的事实，便出现了主张相关战争罪行“没有发生过”或者“战争的次生品”等否定战争罪行的论调。某些日本学者甚至认为“中归联”对战争罪行的反省是日本“自虐史观的源泉”而进行否定和攻击。

针对731部队罪行，山边悠喜子曾发问，据已公开的731部队相关史料显示，1941年7月至9月不到三个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原守签署的“特移处理”指令就达五百人次，如果每张指令签发一人的话（有时一张指令签2人或4人），那么每年要有大约两千人作为“圆木”以“特移处理”的方式被送往731部队。由此算起，731部队从开始组建到最后撤离的几年里，有多少中国人作为人体试验材料被送入惨遭杀害？为何仅有三尾丰供出的四人以及公开的档案中显示的为数不多的人员名单？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共有多少宪兵参与了向731部队输送“特移处理”的“圆木”？为何仅有“中归联”的三尾丰出面证实？

作为原日本侵华关东军宪兵队中的一员，三尾丰以其晚年真诚的认罪、道歉和谢罪得到了受害者遗属的谅解。三尾丰等“中归联”成员回国后虽然生活、工作等方面遇到诸多困难，但他们始终没有改变信念。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基于对生命、对和平的挚爱，更有他们自己祖国深深的热爱。他们希望日本社会能够正确认识历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拥有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够作为亚洲的一员、世界的一员融入当今国际一体化的时代。“中归联”原会长富永正三认为，对于战争责任，应该是“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再追究命令者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三尾丰做到了，他的行动实现了“中归联”的追求目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似乎永远无法抚平，“中归联”成员后半生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质朴的方式为中日和平友好而努力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中归联”历史中展现的“和解”精神，在二战战胜国中，中国是唯一做到的。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和借鉴，也许是我们新形势下追求和平事业中应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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