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美术史里一窥日本美学

浮世绘《富岳三十六景》之一——《凯风快晴》，葛饰北斋作。本版照片均由新时报记者李鹏飞翻拍自《日本美术史》内页插图

□新时报记者 江丹

近几年来，日本美学风靡中国。原研哉的极简素雅、奈良美智的倔强淡漠、宫崎骏的鲜亮明快、草间弥生的叛逆前卫……各有拥趸。“日本艺术家对质感、色彩、形式和空间的细腻感受，总能让观者达到情感上的平静、安定。”艺术史研究大家徐小虎如是分析。在其新近增订出版的《日本美术史》中，徐小虎从史前时代谈起，将日本艺术之美娓娓道来，而我们也可从中发现一些日本美学的源头和脉络。

大和绘是日本文学的图像再现

大概50年前，徐小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和艺术史，对日本艺术持着轻视态度。她于1934年生于南京，对日本充满了愤怒和仇恨。当她得知有同学专门主修日本艺术史时，十分吃惊，听完解释，则更加吃惊。这位同学说，他喜欢日本美术，觉得日本美术注重的是美，而内涵也充满着微妙的诗意。

在跟随教授对日本艺术史的学习和了解中，徐小虎渐渐放下了自己的情绪和偏见，她发现，日本和中国的审美观“几乎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比如同时期的平安时代和宋朝，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各自开花。在徐小虎看来，在中国“海啸般的庞大的文化冲击之下”，日本文化不仅保护了自己生存的余地，还能在这种压力中创造出惊人无比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诗画、建筑等艺术一度为日本所欣赏和模仿，尤其是唐朝时期。安史之乱后，大唐江河日下，叛乱四起，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这一次门户孤立，使得日本与中国文化开始渐行渐远，独自开花结果。

“在北宋，以平面描写法为主的唐代青绿山水逐渐被以线条笔法的皴法所取代，即不用晕染而以线条笔触表现空间感和质感，最后终于演变成文人雅士、朝廷学者热爱的水墨山水画，后来也发展了许多派别；反观日本，唐代的诗意、华丽赋彩山水不仅被保存下来，其潜藏的情感表现更被发扬光大，最后远离了唐风与北宋路线，形成后来著名的大和绘卷。”徐小虎在《日本美术史》中介绍。

徐小虎解释，大和绘卷颇受当时日本文学主流诗作的影响，以描写四季和名胜风景为主，表达诗中“哀物”的情感。“以春景为例，当中国画选择描写雪梅尚存之时，大和绘却是樱花盛开；中国的壮丽山峦变成大和绘的暖春稻田，而且诗中经常出现的紫藤、海滨、春雨、春月和春雾也一一展现于大和绘中。”徐小虎写道。

大和绘不仅是日本诗作的图像再现，也是“物语”的另一种讲述。徐小虎在《日本美术史》中写道：“平安时代流行一种相当于早期小说体裁的说故事文学——物语，后来以日本民情风俗为题材的大和绘遂结合文学主题的物语形成叙事长卷图，又称‘绘物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源氏物语绘卷》，根据《源氏物语》而制，作于1120至1120年间，即中国两宋之交时。

朴素简拙的陶器是一场审美胜利

这些年来，来自日本的陶制餐具和茶具在中国颇受欢迎。与中国传统的瓷器相比，它们外表粗糙，形状也不甚精致，却被视为一种朴素的美。

这种陶器的流行，源于日本茶人千利休和政治家丰臣秀吉，其中后者是前者的赞助人。日本茶道初兴时，茶风淡雅精致，茶室中摆放着茶风书画、长卷和中国青瓷。16世纪中后期，日本安土桃山时代，武士强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平定日本纷乱，开启一个新的权力阶段。据徐小虎的介绍，得其支持的茶人千利休“提倡欣赏外表粗糙、形制不规则的农民茶器，以别于先前用的玉质般晶莹剔透的中国式青瓷，并进一步确立茶道精神——追求和谐、尊重纯粹和宁静的理想美”。

千利休还创立了一间草庵型茶室，外形不对称扭曲，土墙质地粗糙，横梁不加装饰，纸窗大小不一。某种意义上，千利休是在向过去的审美发起挑战，当权力更迭，审美风格也必然发生变化。对于当时历经战乱的日本来说，千利休的这种简朴的美学风格大受欢迎，甚至传为佳话。他热衷于使用那些看起来并不完美的陶制茶碗，比如乐烧陶，其“不均匀的釉色、歪斜的造型和不整齐的纹饰与茶室的不对称设计互相呼应，也说明了过度炫人眼目的陶饰外观容易阻碍沉思冥想的气氛”。

一般人大概不会想到，日本的茶道陶风中会有朝鲜元素。丰臣秀吉出征朝鲜，日本人发现朝鲜陶器朴素简拙的特性，与当时千利休倡导的不完美陶风遥相呼应。“许多朝鲜陶工被日本地方诸侯延揽或诱拐到九州岛各地，设窑制陶，这股朝鲜陶风为日本制陶业注入一股新颖的戏剧风潮。”徐小虎写道。今天受中国消费者追捧的美浓烧便是始于那个时候，美浓取代濑户成为新的烧陶中心。

徐小虎以备前陶为例，介绍其所代表的艺术之美。这种陶器“呈亮丽红棕色，未施釉，胎身上布满刮痕和凿迹，入窑烧时，陶工故意让木屑灰烬自然飘落在翻转的口缘和圆筒状的器身上，不对称的双耳位置，是由于胎身自转轮取下时故意造成的，这种结合部分自然、部分刻意的设计相当有创意，也深为茶人赞赏”。

及时行乐的浮世绘遇到思考过的世界观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浮世绘”大概是日本最著名的艺术形式。它诞生于江户时代，新兴的城市生活催生了平民文化的兴起，“无论农民或城市居民，都深刻感受到这是一个艺术气息沛然旺盛的大时代”。

“浮世”是当时日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生活就是为了及时享乐，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欣赏月亮、太阳、樱花和枫叶之美，尽情欢唱、尽兴饮酒，将自己投入沉浮的尘世，即使面临贫困也不在乎，不用沮丧，只要学瓢瓜随波漂浮，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浮世’。”徐小虎在书中引用了日本作家浅井了意的一段话，解释“浮世”的含义。

几乎人人视之为一个及时行乐的时代，剧院、食堂、摔跤场所随处可见，演员、歌手、说故事的人、汤女等杂集其中。而他们的风俗生活，便成为浮世绘的内容。

著名的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带来一股清新的活力，他不再只是简单地描绘人们的生活片段，而是加注了他对世界的认识。比如其著名的《富岳三十六景》之一的《凯风快晴》，“是以日本的富士山为题材，画面中平淡无奇的富士山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然而，高超的描绘功夫结合人性的世界观才是此画的特色”。

明治维新是日本艺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中的西方元素符号至今依然强烈。当一味地向西方学习时，反而有可能忽视了自身传统艺术的可贵之处。

徐小虎便注意到了这种反差：“有意思的是，日本人非常喜欢欧洲的艺术，觉得只有欧洲的艺术才是最先进的艺术，法国人却认为日本的传统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黑田清辉笔下的《舞伎》是运用油画材料描绘歌舞伎的功能题材的作品。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所绘的歌舞伎，模特就是他自己的妻子，画面中的女子穿着厚厚的和服，背景还绘有画家收藏的日本扇子。”

徐小虎认为，日本的艺术特色一度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失去声息，直到现当代，通过动漫的方式抓住了全世界观众的心。

“即使这个世界被日本的想象力所淹没，但日本自身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吸收全世界的文化，用来制造一种高度娱乐性的后现代混合物，将各类异国元素毫无隔阂地整合为当代认知。”徐小虎写道。

显然，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也喜欢《神奇宝贝》里的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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