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0日结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全球29个新的遗产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遗数量达55项，居世界首位 世界遗产 为了记忆与未来

6月27日，江苏盐城东部沿海的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黑脸琵鹭在水边栖息。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7月5日，缅甸蒲甘古城。新华社发（吴昂 摄）

6月30日至7月10日，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

在接受审议的35项被提名遗产地当中，最终有29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名录上的世界遗产项目总数达1121项，其中文化遗产869项，自然遗产213项，混合遗产39项。

中国世遗数量居于世界首位

在35项接受审议的被提名遗产地中，来自中国的两位“选手”双双成功入选——7月5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6日，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市郊，坐落在长江流域，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

遗址占地14.3平方公里，由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和城址区4个部分组成，包括11条水坝遗迹、墓地遗址、一个水利系统和城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方网站上介绍，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与良渚古城遗址相比，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项目的入选，其背后经历更加曲折。

在本次会议召开前的项目评估中，世界遗产中心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虽然对于“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的“突出的普遍价值”表达了认可，但对于保护状况和第一、二期的边界范围、遗产构成和申报时间有所担忧，建议推迟列入。

不过，在随后的会议审议当中，该项目获得了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18个委员国和多达62个非政府组织的力挺。

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鉴于目前候鸟保护的状况，为了加强保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名录不应被推迟。

最终，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肯定了该项目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和中国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一致同意将该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书院”见证交流，“遗珠”双双入选

除中国的两处世界遗产外，本次被列入名录的其他世界遗产地也都各具特色。

在欧洲地区，俄罗斯普斯科夫古城遗址代表了俄罗斯城市文明的发端，英国卓瑞尔河岸天文台入选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有关人类科技发展的空白；在非洲地区，布基纳法索古冶铁遗址的列入证明了非洲史前文明发展水平。

其中，来自韩国的“新儒家书院”项目对中国人而言，可能既熟悉又陌生；而来自伊拉克的“巴比伦古城遗址”和缅甸的“蒲甘遗址”，则是两处被普遍视为终于得归其位的世遗“遗珠”。

韩国“新儒家书院”项目包括荣州绍修书院、安东陶山书院等9处书院。

2015年，韩国政府就曾申请书院入遗，但当时评估意见认为其“未能显示出与中国及日本书院有显著不同，且书院周边不属遗产范畴”，故遭退回重报。

经过数年规划调整，此次该项目终于成功入选，成为继2010年“韩国历史村落河回村和良洞村”入选世遗后，又一个反映儒家文化对韩国文化影响的世遗项目。

16世纪中叶，第一所援引中国书院制度、祭祀与讲学并重的“正轨书院”——白云洞书院（即荣州绍修书院）——出现于当时的李氏朝鲜。

以此为始，书院在朝鲜半岛兴盛一时，最多时有1000多所，直至18世纪才衰落。

与中国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为代表的儒家书院相比，韩国书院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教育场所，还兼具宗教场所的性质；同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很多土地和奴婢；此外，还享有诸多特权，如院田免税、院奴免役等。

书院对儒家文化传统在朝鲜半岛形成影响力具有重大作用，是古代东亚儒家文化广泛流衍的鲜活例证。

缅甸蒲甘遗址有“万塔之城”的美誉，与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尼的婆罗浮屠并称为东南亚三大佛教奇观。

早在1995年，蒲甘就第一次申遗，但因为有争议性的遗址修复工作和管理制度，最终没有通过。

经过长达24年的努力，蒲甘古城此次终于被核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缅甸代表发言表示，缅甸今后会更加努力维护、管理蒲甘古城；希望成为世界遗产后，蒲甘的古迹修复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监督。

相较于蒲甘遗址，巴比伦古城遗址的世遗之路更加艰辛曲折。

作为人类早期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巴比伦古城的巨大文化价值毋庸置疑。

在1983年首次申遗时，该遗址被认为所遭破坏过于严重故未能入选。

此后由于战乱，遗产地遭受到极大的破坏。自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介入巴比伦遗址的保护工作。

虽然此次巴比伦古城遗址终于申遗成功，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表示，这一决定需附带2020年2月前完成遗址废墟清理工作的条件。

可持续发展：世遗保护的根本目的

世界遗产的数量迄今已达到了1121处，但很多遗产还面临来自战乱、工农业发展、城市建设、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多种威胁。

在引人关注的“入遗”竞争外，如何致力于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保障其可持续发展，才是世界遗产大会及世界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

本次世界遗产大会第二天的讨论重点，是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保护状况报告。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旨在向国际社会通报威胁世界遗产项目核心属性的因素，例如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缺乏规划的城市化进程、偷猎、污染等等。

设立濒危名录的目的是鼓励缔约国募集资源，采取纠正措施，使得遗产地得到有效保护。

7月5日，经过评估与讨论之后，巴勒斯坦“耶稣诞生地”和智利“亨伯斯通和圣劳拉硝石采石场遗址”两处濒危世界遗产因保护状况改善，得以从濒危名录移除。

智利亨伯斯通和圣劳拉硝石采石场遗址于2005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由于这里的建筑物十分脆弱，容易受到损坏，并且40年来缺乏有效的监测和维护手段，以及强风造成的破坏，其同时也列入濒危名录。

多年以来，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改善其状况，包括建立昼夜全方位监视，围绕边界建造护栏，另辟道路以避免穿行遗产区，并采取了针对游客的安全措施。此外还界定了受法律保护的缓冲区，并保证固定的保护资金来源。

世界遗产中心指出，该项目展示了濒危名录中的项目应该如何改善保护状况，可谓从濒危名录中成功移除的典范，相关经验值得仍有项目在濒危名录中的缔约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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