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下的人与人性 读《庆历四年秋》■禾 刀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作为千古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早就为许多国人所熟记，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更成为千百年来士人的精神坐标。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坚勇继推出《大运河传》和《绍兴十二年》后，此番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为时间切片，以庆历新政为时代背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追逐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官场、人情、政治、权力，波诡云谲”。

庆历四年当然不只诞生了一篇《岳阳楼记》。从时间上看，这一年，“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这一年，困扰宋仁宗十多年的西夏与北辽的“边患”终得缓解。不过，曾经风生水起的庆历新政因为“外忧”暂时的消除而丧失了动力，改革派被悉数贬出京城。改革的失败，反倒激发士人们在文字中寻找抒发雄心壮志的灵感，居然“成就了中国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参与支持新政而被贬黜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星散四方，却以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而星光灿烂”。

夏坚勇坦言，他写作本书是“有一点野心的，那就是力图让散文这种文体的疆界有所拓展。拓展的一头侵入小说，这是就技法而言；另一头侵入学术，这是就史识而言”。正是这种对文学和史学恰到好处的拿捏，使得本书情节逻辑衔接紧密，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精彩文字的背后，人性之复杂令人惊叹。

夏坚勇以庆历四年秋季底层官僚苏舜钦等人的一次寻常聚会为切入点，又以这拨人在官场的“灰飞烟灭”为结局。要说，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这起事件根本拎不上台面。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引子，不仅回答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宿命”，同时也让人性的阴暗昭然若揭。

相较于历代帝王的喜怒无常，宋仁宗算得上是“宅心仁厚”。他谨遵宋太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留下不少善待朝臣乃至侍从的佳话。宋仁宗的自律意识在历史帝王中极为突出，头脑始终保持清醒。当梳头太监劝皇帝拒绝谏官的忠言时，虽为亲信，但宋仁宗仍将其驱逐出宫。虽贵为天子，他却是历史上有名的节俭皇帝，当他听说一枚蛤蜊千钱，“就不肯再吃了”。有次“半夜批阅奏章，饿了，想吃羊肉。但又怕开了这个头，御膳房从此便成为惯例，每夜都要杀羊，只好忍住”。这些细节，如小说笔触丰富细腻，人物个性形象更加鲜活，历史恍若眼前。

宋仁宗之所以重用改革派，是为解决“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西夏与北辽的“边患”压力下，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遭遇花钱如流水的军事开支，早就不堪重负。改革就是少养人，少养人必然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为此，历史上的改革无一例外均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因如此，“外患”一旦消除，在一心求安求稳的宋仁宗看来，与其冒险改革，不如退而求安。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这从侧面也折射出宋仁宗的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变化无常。在位期间他还六次改元，亦见其“鸵鸟”思维。他的软弱性格短板变相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放权”，从而为社会工商业发展还有文化艺术的兴旺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人说，庆历新政为25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埋下了伏笔，但也需注意，这也意味着宋朝错失了一次改革机遇。

在本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代文豪欧阳修的连襟、诗才造诣同样不浅的王拱辰，“借故劾逐王益柔、苏舜钦以倾范仲淹”，结果“为公议所薄”，在历史上落得千古骂名。不过，王拱辰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一坏透顶。史书载他曾“数论事，颇强直”。王拱辰对新政极尽攻讦之能事，并不代表他对新政深恶痛绝，事实上，“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实并不反对，但他现在反感搞新政的那一拨人，那一拨人因新政而风头大劲，挤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说白了，不是新政不好，而是胸中熊熊燃烧的妒火使然。

忌妒，总是官场的大忌。其实，改革派与保守派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有着“泾渭分明的分野”。在夏坚勇看来，这两个看似针尖对麦芒的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理、性格、官场利益的摩擦”。

封建官场就像是人性的考场。士人在这里施展宏图抱负，自私自利者则努力钻营，甚至极尽构陷之能事。不过，人无圣贤，许多时候，人性也并非非白即黑的二元色彩，更多时候表现出像王拱辰这样的复杂性。当所有人的人性在官场同场“竞技”时，那些原本被深深隐藏的人性基因，极可能因为外在利益被激活。这些被激活的人性基因究竟是表现出为人称道的士人精神，还是在妒火中滑向居心叵测的人性深渊，既取决于个人的内在修养，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开的外在约束机制。

庆历新政的核心之一便是期望在后一方面发力，问题是，遇到了只求苟安的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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