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飞
“1973年出土了《黄帝四经》成为轰动世界华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93岁的台湾史学家王寒生先生,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恨不得一下飞回大陆,一睹为快。但当时海峡两岸还未通邮,无法看到真迹。几经周折,通过日本友人才搞到《黄帝四经》影印件,王寒生先生如获至宝,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先后花近四年时间将《黄帝四经》译出来,于1976年在台湾龙华出版社出版”。王老先生在他自写的序言里庄严宣告:“读罢四经,我们认识了修道之门径,更提高了人生境界。如果我们仍然是懵懵懂懂,那就不可挽救了。纵然再读书万卷,也无济于事。在三千年前,我祖已经打开了宇宙奥妙之门,指出了一条上进大道,今日能读到宝贵经典,是如何幸福!”又云:“《黄帝四经》出土,如老祖再降人间,这是可幸的,凡是黄帝子孙们,全当雀跃鼓舞。”
《黄帝四经》是一部中国传统根文化中,比《黄帝内经》文化价值更高、社会作用力更为深远的被史学家成为“黄老”道家学说重要经典著作。全篇以天道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阐述了慧智共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宝贵经验和方法,是轴心时代之前,在道学还是社会主流文化时期,人们用于寻道修身,实践内文明而产生德慧智文化最早的一部教科书,她与《易经》一样,是开启智慧头脑、培育圣贤心灵、弘扬道德文化、实现民族富足昌盛的一部“治国之本”的书。
西汉时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个谜。《黄帝四经》的出土,昭示的是中华民族2500年以前长期存在的道德根文化系统的重新复活,是中华古老内文明大慧大智井泉的重新喷发。千百年来,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黄老思想”或“黄老学说”始终质疑或争议声不断,但经过今人唐兰先生考证后,确认《黄帝四经》不是伪书,是几千年来“黄老”思想的第一本书。历代史学家对《黄帝四经》源于何时源于何人不少猜度,但众说纷纭未曾系统考证或现有可令人信服的凭籍,自然也没有统一定论。
诚然,任何一种上古文明成果的形成和延续 ,在代代星火相传过程中,需要一辈辈后人将前人探索的智慧心得、管理部族的经验、生活资料获取方法等整理或完善,使之传承亦为必然。但“机械”的积累和“原创”自称体系的经典,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有本质差异的。《黄帝四经》可追溯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从内容上看很显然属于后者,它是一部逻辑严密主题鲜明的独立作品。巧合地是它跟姜太公诸多著作《易经》《阴符经》《六韬》有高度的逻辑相关性,不仅文脉同源,价值观相同,而且,文章的思想体系、文字“基因”、诞生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都惊人的一致。因此不能不说,《黄帝四经》这一奇书,同属于姜太公经典著作中的重要“家族成员”是有说服力的。任何一部典籍作品都离不开作者的世界观,离不开自身 的知 识 储 备 和 依 托生 存 时代的背景,正确的结论不仅符合自身历史实际背景,更符合历史的时空逻辑。以下将从多 个 方 面 解 构探寻《黄帝四经》的真实“身世”。
一、《黄帝四经》成书时间考证
从《黄帝四经》的学说理论来看,完全能够与《史记》等书之中记载的黄帝本人的事迹相统一;从语言来看,《黄帝四经》以四言为主,兼用杂言的形式,这在战国时代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最起码是不大被人使用了;其中的某些话,如作者自称“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而乃配天,乃立王三公。”(《十大经·观》,见《白话黄帝经》第12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吾受民命于天,爱民而民不死,吾位不亡。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遗漏)亦至矣。”(《十大经·观》,第130页)此非帝王不能说,若是战国时人所说,有谁有这种资格?《黄帝四经》中所提到的人除了黄帝时代的力黑、太山之稽、果童、蚩尤、高阳等,还提到周朝建立之际的事件,为什么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春秋以后的人名?
厦门大学詹石窗、张欣在2009年第2期(总第192期) 厦门大学学报《<黄帝四经>的价值观及其意义》一文指出:《经法·六分》曰:“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安身;贱财而贵有知(智),故功得而财生”。“士”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崛起于西周时期。可以说,内容中或明或暗的提及周朝的内容环节,是暴露《皇帝四经》诞生和作者时代的一个重要时间参考点。
台湾学者陈鼓应在《黄帝四经今注今译》(37页)中,引证道:“唐兰先生根据司马迁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等的记载,以及今存《申子》受《黄帝四经》影响的情况,推定它成书的下限是在申不害相韩,即公元前351年之前,是值得重视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黄帝四经》成书的年代相当早,应在战国中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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