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亚洲故事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5月15日至22日，由中国倡议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于5月13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11日。

在这一背景下，《文物的亚洲》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该书汇集40余件在时代、地域、艺术风格上均具有代表性的亚洲文物，由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撰文进行深入解读，以文物的视角重新阐述了亚洲的历史。

认识亚洲，“必须完成的任务”

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公元前数千年起，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等流域的人们，开始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岁月洗礼，把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广袤富饶的平原，碧波荡漾的水乡，辽阔壮美的草原，浩瀚无垠的沙漠，奔腾不息的江海，巍峨挺拔的山脉，承载和滋润了多彩的亚洲文明。

然而亚洲又与欧洲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文物的亚洲》开篇《另一类亚洲的故事》中，上海博物馆陈曾路先生写道：“欧洲有希腊、罗马，欧洲人普遍认同雅典。从神话到制度，从思维方式到审美习惯，不用什么专家解读，深刻的内在联系显而易见。以视觉形象而言，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可以说，同步是主流，差异在其次，雕塑、建筑、绘画共享的是一个体系。亚洲则很不一样。最初亚洲是作为欧洲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个是先进的代名词，另一个自然不怎么样。”

亚洲幅员广阔，陈曾路认为，地理決定了亚洲很难有欧洲式的文化同步性，“从东向西，自北向南，起码可以分成四到五个文化区域”。而亚洲超越地理概念而具备文化之认同乃至心理之同情的意义其实始于19世纪，缘起还是对西方的反抗。日本、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大博弈”中被动的那方。陈曾路因此认为，“认识亚洲，于中国而言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亚洲是中国和世界的缓冲，很难想象脱离亚洲而理解世界。亚洲对中国来说并非只是地理范畴上的放大，还是历史纠葛、文化冲突和融合之所在，更是一种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过去是作为对立面的共同体，现在则是发展与进步的共同体。”

“神化”的国王

《文物的亚洲》从文物出发写亚洲历史，在对单件文物的阐释中勾连出亚洲的历史，因而将不同的文物分别纳入权力与王朝、信仰与认同、交流与融合、艺术与创意等四个部分。

权力与王朝是古代社会恒定的主题。王权不仅要管世俗世界，有些国王还要把自己变为神。书中体现“神化国王”的一件典型文物，是伊贝尼·萨拉姆滚筒印章，这枚黑色硬石质地滚筒印章来自两河流域阿卡德王朝国王沙尔卡里沙瑞在位期间（约公元前2217年一前2193年）。书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欧阳晓莉对这件文物进行了专文解读。该文介绍，滚筒印章是两河流域特有的一种印章，形状为圆柱形，有时中间钻孔以便穿线随身携带。这件伊贝尼·萨拉姆滚筒印章，图案两边各有一位披着齐肩鬈发的裸体男性英雄，单膝跪地，手捧一个水瓶，从中喷出三股水流。每只水瓶的另一侧站立着一头雄性水牛，正仰头痛饮从水瓶中喷涌而出的水流。图案中的两头水牛尾巴相靠，对称站立，两头牛的两对大角间的空隙则被一篇八行的铭文填满。

印章上的铭文“沙尔卡里沙瑞，阿卡德之王；伊贝尼·萨拉姆，书吏，他的仆人”告诉我们，这枚印章的主人名为伊贝尼·萨拉姆，职务是书吏，服务于国王沙尔卡里沙瑞，后者是阿卡德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他的统治结束后，阿卡德帝国在来自东部伊朗山区的古提人的进攻下迅速瓦解。

欧阳晓莉写道，两河流域传统中一系列体现大一统思想的国王头衔，如“四方之王”“天下之王”和“万王之王”，都始于阿卡德时期，之后成为该文明区域国王使用的标准头衔。国王那拉姆辛是沙尔卡里沙瑞的前任。为超越南北地区宗教传统上的差异，从而与政治上的统一相呼应，那拉姆辛采取了一项可称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端措施。他自称“国家之神”，把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自那拉姆辛开始，王名前面加上了提示神祇名字的限定符，国王把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越过了人神间的界限。在这枚印章的铭文中，国王沙尔卡里沙瑞的名字前同样出现了提示神名的限定符。那拉姆辛在一篇铭文中还为神化自己的举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该铭文称，在他镇压国内叛乱、保全首都阿卡德城后，阿卡德城的民众向众神呼吁，请求赋予他阿卡德城主神的地位。那拉姆辛神化自己的做法为后世两河流域的诸多国王所效仿，但他本人作为自我膨胀、对神不敬和违背神意的代表，被后世作品刻画成反面典型，大加鞭挞。

乾隆的灵慧与愚昧

虽然不如欧洲那样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但是数千年来，亚洲各地的交流与交融依然可以通过文物得到证明。波斯细密画明显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日本的山水画也可以窥见南宋的画韵，一件唐代的乐伎纹玉带，更体现了汉风胡俗的万象融合。而书中所收邓淑蘋《印度痕都斯坦玉器》一文，不仅呈现了古印度和中国的交流，还记述了一个乾隆皇帝与痕都斯坦玉器的有趣故事。

18世纪后半叶，乾隆皇帝征服了天山南北路，将新疆收归大清帝国的版图后，中亚、西亚、南亚的许多奇珍异宝就经由新疆，进贡给大清帝国的皇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驻守叶尔羌的办事大臣旌额里进贡了一对以盛开花朵为造型的大玉盘给皇帝。乾隆皇帝非常欣赏这对据说是“痕都斯坦”玉工用水磨制的玉盘，除了赋诗《题痕都斯坦双玉盘得十韵》，还亲自撰文《天竺五印度考讹》考证“痕都斯坦”在什么地方，诗与文分别刻在这两件玉盘上。

从乾隆三十三年至五十九年，乾隆皇帝撰述了一篇考证痕都斯坦地点的专文，井赋了57首诗题上有“痕都斯坦”字样的诗篇。从已公布的资料中，可对应40余件刻有御制诗的所谓“痕都斯坦玉器”，其中大多数是真正来自印度的莫卧儿风格玉器，但也有数件是乾隆时期的赝品。邓淑蘋写道，将御制诗的内容与刻有御制诗的玉器交叉比对，可了解乾隆皇帝的艺术品位，“他爱好洁浄、优美、雅致、富于生机的作品，他欣赏玉质的莹白温润，常赞美这些玉器上的花叶纹，看起来很有层次，摸起来却很光滑。他认为痕都斯坦玉器的薄、透、轻巧，是中国玉工达不到的境界”。

乾隆皇帝是个聪明人，凡事皆很有主见。因为贵为皇帝，臣子们多只会迎合，当他有了错误，臣子也不敢明言。乾隆三十三年，他第一次见到来自痕都斯坦的雕有花叶纹的玉器时，可能进贡玉器的大臣说该地玉工是用水磨玉，从此他一直相信这个说法，而完全没有求证琢磨玉器是否一定需要用水。事实上，用水是为了降低因工具带动解玉沙琢磨玉所产生的高温。印度玉工与中国玉工治玉所用的技术实际上是相同的，但因为他坚信痕都斯坦的玉工用水磨玉，不以沙石挫，所以常夸之为“鬼工＂“神工”“仙工”。

乾隆皇帝非常精明干练，对大批外来玉雕具有很高的鉴赏力。但也因为他对痕都斯坦玉器的赞赏，驻疆大吏等全力设法购买呈贡，很快引发了制作赝品的风潮，甚至有中国江南的玉工周星若移居新疆，在驻叶尔羌大臣高朴的衙署内仿制赝品。其间，还爆发了高朴盗卖玉料的大案子。从一些迹象看，乾隆皇帝虽然非常清楚高朴盗卖官玉的恶行，并将他处以极刑，但他完全不知道叶尔羌地区已有制作赝品的事，所以他一直认为进贡来的全都是印度玉工制作的。因此制作赝品的玉工就越来越大胆地在作品中添加一些中国元素。从御制诗可知，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贡的玉器就出现器形近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匜的器物，还增加了四个可提的活环，乾隆皇帝为之赋诗《咏痕都斯坦花玉匜》。“英明”如乾隆也会犯下如此之错，文章最后邓淑蘋忍不住感叹，我们从清宫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的案例可知，“自负与骄傲，会让聪明的人做出愚昧的蠢事，谦虚与理性才是值得珍惜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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