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庆(左一)与巡逻的城管开心地交流
因为没有文化,失业后的我只好选择了摆地摊,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小摊贩”。一晃我已摆了10年的摊,要说这10年最能触动我神经的一句话是什么,不是“老板买单”,也不是“再要一件”,而是“城管来了”。这四个字给了我太多的情绪转折,从对城管的害怕到憎恶再到漠然,最后竟变成了感激,这是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
我叫吴家庆,今年50岁,如今在青云民生夜市经营一家服装摊,我的故事并不精彩,但很真实。
故事要从2009年说起。那年我上班的工厂倒闭了,由于妻子原本没有工作,孩子正在上小学,作为家里唯一经济来源的我,真感到天要塌下来了。40岁的我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没法找到稳定的工作,只好选择摆摊。当时映山街和中山西路是旺口,我就加入到那一带的流动摊贩中。
初来乍到,很多摆摊的“技巧”都不懂,如何占位置、如何与客人还价、如何躲避城管……摆摊的第3天,我第一次遇到了城管。当时,街头的摊贩突然抱起货物拔腿就跑,其他摊贩也纷纷东躲西藏,还在左顾右盼的我没一会儿就被逮个正着,我不知该怎么办。第二天,我老老实实去了指定的地方接受处理。念是初犯,他们对我进行了教育之后,便把货物都还给我了。
从那天开始,我便对城管产生了一种害怕的心理,以至于每次摆摊都要东张西望,就像做贼一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再怎么小心,还是有被抓的时候,被抓得多了,就开始罚款了,从20元到150元,每次罚款都是钻心地疼。一个40岁的男人,每天过着提心吊胆、抱头鼠窜的生活,我自知很丢人,却又无能为力。“难道城管就不能给一条活路吗?”我反复地问着自己,以至于从害怕城管演变为憎恶城管。
来自城管的压力、来自生活的压力让我们这些“小摊贩”很暴躁,时常为了抢摊位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在一次抢摊位的过程中,我与别人打了架,说来也是讽刺,劝架的正是管辖该地段的城管。那天回到家里,小孩不知情,看见衣服破烂、身上带伤的我问道:“爸爸,是不是穿制服的叔叔欺负你了?”听到这句话后,我再也忍不住,抱着小孩痛哭起来。那时我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想要暴力抗法,我想要拿着刀去摆摊,但为了妻子和孩子我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快一年。有一天,我又很不幸被城管逮住,与以往不同,这次他们并没有简单的罚款。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还蹲了下来,他指着面前的马路告诉我:“你们肆意地摆摊,把车行道都堵住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开车的人是你,因为堵在这条路上而耽误了事,怎么办?”由于看见他们我就来气,所以他们和我说的道理,我一点也听不进去。我把摊位收了就走,等着他们离开后,又继续回来摆。
回到家气消了后,仔细想想城管说的话,感觉有些道理,但为了生存我管不了那么多,照摆不误。直到有一次,一名女孩子骑“电驴”路过我旁边时,为了避让我的摊位而摔倒,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自私。
从那以后我逐渐有了些改变。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就不那么早出摊,从以前下午4、5时开始抢摊位,改成了晚上10时后找摊位摆。我注意到,城管的执法模式也是相应有了变化,对于较晚出摊的基本都是劝离,而对于依旧在人流高峰期占道摆卖的,则严厉处罚。渐渐地,我也不再那么恨他们了,但还是漠然以对:你来我走,你走我来。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年多。2012年初的一天,城管队员小郑找到了我,我们算是“老相识”,我曾被他抓过几次。他问我:“老吴,这里马上要建一个民生夜市,你家情况比较困难,要不要在里面找个固定摊位?不要再过这样飘忽不定的日子了。”
起初,我没有答应,我不知道小郑说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有了固定摊位后能不能赚钱。民生夜市转眼就建好了,眼看很多“同伴”都搬了进去,我也想跟风。但询问市场管理人员后,我对如何出具材料、如何办手续一窍不通。我把自己的困难和小郑说了后,他就帮我准备材料、跑社区、跑街道、跑民政局等,我终于拿到了一个固定摊位。
有了固定摊位,我彻底告别了“猫捉老鼠”的日子,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营上。如今,我每个月最少也有3000多元的收入,比以前多一倍以上。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固定摊位,但城管还是会每天都来巡逻,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大家见到他们不再是逃窜和辱骂,而是笑脸相迎。10年里,我亲身经历了城管执法的改变,他们感染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我不善言表,只有说声“谢谢”。
记者手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吴家庆有着相似经历的摊主不在少数。而记者在与一些一线城管人员交流时,他们也深有感慨:“城管以前是为城市管好人民,现在则是为人民管好城市。”执法方式在变,执法理念在变,为民执法的初心永远不变。
本报记者 文鑫豪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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