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津住下来后,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距端午节尚有十天半月,就见有人手拎一束艾蒿,从容漫步于水果摊和菜市场,要么自行车筐里斜插着那么一匝,于下班的浩荡车流里招摇而过。这些艾蒿来历未知,但更让我疑惑的是它去处的境况——纵然这植物生命力旺盛,但也最多只能水培三五日左右,天津人为什么要提前这么久未雨绸缪?
等到节后归津,特意往邻居们的门楣瞄上一眼——奇怪,竟然没有一户人家的门首上挂着艾蒿!天津城规矩众多,比如出行限号、禁燃爆竹、街道要按时水洗什么的,但如果说细化到端午节过完就要求各家各户将门上的艾蒿统统摘除,似乎并无可能。
这么疑惑了两三年,想起来应该问问。原来在天津,艾蒿这样的乡野之名是没人叫的,天津人称呼的是它的学名:艾草。天津人购买艾草,将其叶与粗盐混合,装入布袋,放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然后拿出来热敷膝盖、腰或者腹部。在微波炉普及之前呢,就用铁锅炒热再装进布袋,是为古法艾灸。
艾草去湿、散寒、消炎、平喘。仲夏季气候湿热,这植物待人何其体贴。
端午节要在门首悬挂艾蒿和桃枝,这是我老家辽南的风俗,整个东北也都大抵如此。挂艾蒿也就罢了,陪着挂上去的桃枝总让我觉得暴殄天物。那时候我随祖父母住在乡下,在包产到户实施之前,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仅限于自家的院子,日常所食菜蔬皆自院中产出,因而少有人家舍得在院中栽植果树。我家人口少,祖父又在水泵站拿工资,所以我家的院子很阔气,有一棵枣树、两棵梨树和两棵桃树。这两棵大桃树所结的桃子,极其味美多汁,让我的小半个夏天都仿佛浸在蜜汁里。但是一到端午节,它们的劫数也就来了,左邻右舍开始络绎登门。每至此时,我紧随在祖父和乡邻身后,每当祖父剪下一根桃枝,我便在一旁大声报数:“一!二!三!四!”眼睁睁看着那剪下的桃枝上,往往还带着一两枚桃核大的青桃子,我的心简直疼出了桃核上的万千褶皱。等到祖父剪到第五第六枝,乡邻赶紧上前阻止:“够啦够啦!”我殷勤上前,接过祖父手中的桃枝,以方便乡邻去抓牢祖父的剪刀和手腕。
到了五月初四傍晚,家家门前都挂出了碧绿的艾蒿和桃枝,有的上面还缀着五彩丝绦制成的小小扫帚和棉花布头缝成的微型猴子。包好的粽子也都咕嘟嘟煮在了大锅里。我终于可以松上一口气,央祖母第二天一大早煮蛋的时候,一定要为我煮上一只鹅蛋。鹅蛋壳远比鸡蛋壳厚而硬,让我在接下来的碰蛋壳比赛中每每胜出。
八岁上进入城市与父母一起生活,我的童年基本就此宣告结束。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轻工业产品远销大洋彼岸,来自北美洲的服装加工订单源源不断,我母亲所在的那家大型国营服装厂长年加班,后来就变成了三班倒。被破坏的生物钟很快开始了它的报复,我母亲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人也变得越发急躁易怒。此前的聚少离多本就使母女间感情疏离,这样一来更难以弥合。一年之中,似乎只有端午节的这一天早上,我能感受到来自母亲的细致和温柔。她会连夜为我和弟弟备好五彩线,把它们缠绕成一个线团。端午节当天,她会起上一个大早,先把满满一只大铝锅的粽子煮在灶上,然后轻手轻脚地为我们在手腕和脚踝系上五彩线。煮着粽子的炉火把身下的火炕烧得越来越热,而她的指尖带着一点点沁凉。我从沉沉睡意中慢慢醒来,但是仍旧闭着眼睛,假装沉睡未醒,心里巴望着这样的时刻可以绵延得天长地久。
按照伙伴们的说法,这些系在手腕脚踝上的五彩线,一定要在端午节后的第一个雨天里剪下来,扔到雨水里,意为这一年的灾病也都随之而去。说来奇怪,每年端午节过后,一周之内必定会下雨,有时这雨水来得太急,五月初六它就开始在窗外淅沥。每当这时候,我总是假装忘记了曾经下过雨——那些年里,我一定是小城里系着五彩丝线最久的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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