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爱“绕”的中国人 关于《我不是潘金莲》

◆郝朝帅

冯小刚的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在精神气质和主要情节上都高度忠实于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原著，虽然围绕电影的主要话题是别出心裁的圆形画框、美若仙境的婺源山水、以及充满争议的女主角，但在“文学改编电影后价值如何”这个让人永远一言难尽的话题上，冯小刚还是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相得益彰的范例。

《我不是潘金莲》有着极为俗气的名字和极为深刻的怀抱。在乡村农妇李雪莲令人啼笑皆非的二十年告状生涯中，充满了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南辕北辙与歪打正着。刘震云让人们看到了，小说中所有人都不会故意去曲解别人，更没有想要去祸害别人的 “坏人”，人们之所以总是理解错位，都是缘于对别人说出的话进行了 “过度诠释”。刘震云此番是憋足了劲要将人们在“说话”与“听话”间的正常沟通化为乌有。而之所以形成这个难解的“关节”，在作家自己看来，就是一个字：“绕”。 “事不绕，但事后的生活逻辑是绕的”，而“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看来，这还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思维定势。

——在哲学传统上中国人其实不会“绕”，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和知识范型。这是因为中国的先哲把握人生和世界的思维不重视“绕”这个逻辑过程，而直接要求抵达“绕”完之后的结果。所以这种思维模式推崇省略推论的 “顿悟”，而弃绝西方彼此辩难式的繁琐论证与彼此论争。故此中国人的哲理是感悟、体性的，反映在艺术上则有“空灵”、“留白”、“蕴藉”之机趣，反映在哲学思维上则有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辩者不善，善者不辨”，儒家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以及佛家的 “拈花微笑”、“当头棒喝”等等之玄妙。在中国古人看来，真正的智慧和认知本无需更多语言，何况语言本身也令人信不过，不足以表达思想的丰富与精深，所谓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也。然而，这种将从知识到见识 （刘震云在采访中强调过今天的人有知识没见识）这一过程神秘化的结果怎样？这种完全依赖于经验与悟性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又如何能避免人们自觉地“诠释过度”，能将一个词、一句话的“深意”延宕、变异，直至不知所如呢？缺失了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推演过程，本不屑于“绕”的思维模式落实在实际操作中，却有可能是“绕”得更厉害，更加将结果引向无穷远，无穷散，正

所谓“听者有意”。对于个人

修养而言，这种依靠自我感

悟的认知方式并无大碍，能

够“得意而忘言”地自我享

受也不错。但是，对于人际

交流而言，这种“猜谜式”对

话则足够让人窝火伤心的。

于是，这种对受话人智

慧要求极高的思维定式也

极大地锻炼了中国人的联

想与推理能力。发散式“举

一反三”，索隐式 “旁搜远

绍”，已经成为中国人考虑

问题的基本功。长辈检验孩

子的成长，上级考察下属的

能力，这一点都成为关键指

标。对于居上位者而言，少

说话并且一句话不直接说

透，让居下位者来猜谜，既

能考验他的颖悟智慧，更会

显得自己高深莫测，增加威严气度。对居下位者而言，能否迅速反应到位，了悟居上位者语言背后的意图，则需要足够的智慧和经验。同理，在关系平等的日常交往中，能够听出别人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则可称之为“善解人意”，这是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要诀。所谓心智成熟与否，行为得体与否，都看你能否自觉将别人所说的话语背后的真意领悟。——而中国人历经千年传承，已经习惯如此指东打西，话里有话，语言中充满象征与隐喻。就像刘震云所说“（中国人）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 ”于是，当有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地道出真心话的时候，别人却也未必相信，还是要去自觉寻求言外之意，话外之音。于是，当机缘巧合时，各种荒诞也就此产生。

虽然听上去很无奈，但这的确是中国社会诸多复杂玄妙之一种。正是这种思维传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和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如此之难。所以，看完了《我不是潘金莲》，总让人感觉这个黑色幽默足够令人沮丧。原来，人人都是李雪莲，或者，人人都是这个说不清、辨不明的“潘 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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