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 警惕村债风险冲击乡村振兴

当前，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不少农村村容村貌发生巨变。但在大力建设过程中，一些村集体负债过高，且越是“明星村”“典型村”，债务越重。而具有隐蔽性、私人性特点的村债，往往“旧的未消、新的又来”，极易引发治理风险，冲击乡村振兴。

部分“明星村”背负沉重债务负担

在很多村民眼中，50岁出头的村支书李祖铭是个能人。近年来，在他的争取“运作”下，这个并不临近主干道、距离县城二三十公里的偏僻小山村挤进了很多农村专项发展计划的 “盘子”，如美丽乡村、乡村振兴、领导联点等。在上级政策、资源、资金倾斜下，近年来村里各种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村里发展了，但李祖铭的烦恼更多了。“做梦都想着到处找钱，上面给的项目多，意味着需要的资金也多。比如修路，县里给的资金只负责硬化路面，撬掉原来的水泥路面、清运渣土、扩宽路基、修筑护坡等都需要村里筹钱。筹钱哪那么容易，有时候只能先欠着老板的。 ”李祖铭说。

太行山区某全国文明村党支部书记裴海同样为钱发愁。近年来，村容村貌越来越美，但债务也越来越重。“全是打借条借来的，民间借贷利息最低在五六厘左右”。但村集体经济还在起步阶段，催债催得厉害了，只能借新还旧。

有些县十村九负债，村均债务反弹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由于此后没有开展此项统计工作，村级债务缺乏全国性的数据。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村级财务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地方村级债务明显反弹。

李祖铭说，他所在的县300多个村，村均负债都在数十万元，有的村可能负债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元。裴海说，全国都在振兴乡村，村里的工作不干不行，一干就得借钱，周围的村子十之八九都欠着债。

湖南东北部某县财政部门曾做过一次调研，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县有445个村负债，占比达89.7%，负债超过100万元的村有109个。据熟悉情况的干部说，近几年来“旧债未消、新债又来”。

一些村干部说，形成村级负债的原因很多，包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益事业、兴办产业、弥补办公经费不足、支付债务利息等，但主要用于搞农村基本建设。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教授胡荣才认为，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下，国家对农村建设采取项目奖补而不是兜底的方式建设，随着各类工程成本不断攀升，村级承担的配套压力也越来越大。为填补缺口，各村寄希望于各级各部门支持、发动村民筹资、在外乡友捐资等，但常常不能如愿。

另外，脱贫攻坚、灾后重建等，也成为村级负债的催生因素。

村债风险藏得深，须提早防范化解

记者注意到，在各地农村的村务信息公开栏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债务的信息。

一些基层干部透露，村集体负债不像企业和政府，很少也很难从银行贷款看出来，大多是村干部以村集体名义，动用个人关系发起的民间借款。这既不需要村民出钱，也不需要乡镇出资，还可以满足地方政府打造亮点的政绩诉求，当真是“何乐而不为”。

但是，高额村债的不良影响终究要显现。基层干部认为，一方面，村级债务可能成为不少村干部的 “私人账”，在村集体没有归还债务前，很少有人愿当村干部;另一方面，为了尽快偿还债务，农村集体财产可能面临被变卖的风险。

专家建议，对于存量债务要摸清底数，完善政策，分类化解。

受访专家建议，防范化解村级债务风险，要加强村级财务管理，从制度上堵住债务漏洞。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不得超出偿还能力举新债，不得超越群众承受能力搞建设，更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财政涉农项目应考虑更周全，防止新增项目带来过多新负债。《半月谈》梁晓飞刘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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