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万里归来年愈少

◎马心怡

走进王蒙的书房,一方书桌,两面书墙,就是他日常的创作环境。“这是我的车间”,他说,“我只要一写小说,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提起写作,已至耄耋的他,立刻容光焕发。

最近几年,王蒙的创作进入加速期,几乎每年都有两三部新作问世,内容和形式也常有新意。这一切,他都归功于时代和生活的日新月异。“文学本身并不产生文学,只有生活能产生文学。”经过八十五载的沉浮打磨,王蒙不忘自己的来时路。

王蒙的革命之路,开始得很早。11岁,王蒙与北京的地下党建立了固定联系；14岁成为地下党的候补党员；15岁当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眼见着战斗、胜利、曲折、发展,新中国的每一步历程,王蒙都参与其中,感情炙热。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动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那时候,很多文学界的前辈劝告年轻人,创作要先从豆腐块文章开始。王蒙反其道而行,引发关注。有人问他:你是靠文学天赋还是写作技巧?“都不是,我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一腔热血少年情,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

20世纪60年代,王蒙下放新疆。十六载风华正茂,抛洒在辽阔雄奇的边地上。那段岁月里,他与维吾尔等各族同胞朝夕相处,同劳动、共杯酒、学维语、唱心曲。

这段人生旅程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2015年一举斩获茅盾文学奖。

对王蒙而言,生活中的一切,皆是创作灵感来源。几十年中大大小小的人事经历,全部化进了王蒙的文学中。他书写政治历史,创作各种小说、诗歌、散文。他创作的丰富性,在一代作家中堪称翘楚。新书《睡不着觉?》是他首次跨界与睡眠专家合作的谈话式作品。“文学是人学,那医学更是人学了。”而《争鸣传统》,则是“我与赵士林时时碰撞出火花”,王蒙笑道。

王蒙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近年来,他陆续推出《老子的帮助》《庄子的奔腾》《天下归仁》《得民心得天下》等著作。解读列子的著作,也已提上出版日程。“我最近在研究荀子,颇有心得。”王蒙又许下新作之约。

读者好奇,王蒙的创作生命力为什么越来越强?“新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创作源泉。”王蒙道出真谛,“70年的新中国探索之路,饱含艰辛,但是它的建树,也是前所未有、举世瞩目。每个大中城市,每个县城,每个小村落,都有很大的发展。要讨论的话题,永无尽头。”

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王蒙对国家和生活的热情似乎从未消减。他的老友冯骥才曾说,王蒙从“少年的布尔什维克”成长为“一个清醒的、经过各种磨练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既有变也有不变。

作为一个高产的作家,王蒙一直保持着与读者交流的热情,各类论坛、读书会、高校讲堂,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我特别愿意和读者朋友交流,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这几年每年要在各地做讲座40场左右。”交流使王蒙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学习力。就在采访的两天前,他刚刚结束云南丽江和湖南株洲的讲座回到北京,但交谈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倦意。

王蒙与记者交流的时候,夫人单三娅在客厅忙着收拾行李。单三娅曾是光明日报的资深编辑,但王蒙说,他与光明日报的缘分,比与夫人的缘分,还要早几十年。

1979年1月21日,王蒙的《青春万岁》后记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当他收到报纸的时候,人还在新疆,捧读的一刻,感慨万千——这部小说从创作到正式出版,历经了20余年的周折,虽然当时还未出版,但这篇后记的刊载,对他意义重大。“那种激动是无法想象的”,他至今犹记。

同年,王蒙回到北京。刚住进招待所,光明日报的编辑就找了来。“那天编辑黎丁来约稿,拿走了我刚写成的小说《夜的眼》,后来刊登了几乎一整个版面。”这对刚刚回到北京的王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肯定,因为光明日报很少以这么大篇幅刊登小说。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年代,这篇小说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社会反响热烈。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天津作家赵玫读后深受震撼,她说:“忽然感觉生活与文学在我眼里不一样了。”

就这样,王蒙与光明日报的缘分越来越深。1983年到1987年,王蒙住在距离光明日报社原址不远的虎坊桥作家楼。“那时候,我投稿连二分钱的邮票都不用贴,过马路就搁在传达室,写上谁谁收。”王蒙笑称,有人统计过,自己是在光明日报发稿数量最多的作者。

在王蒙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古今书籍。他每日创作,阅读；他每年远赴新疆和各地,追寻岁月情怀。这位精神矍铄的作家,一直用行迹与作品,宣告着青春不老、生命不老、文学不老。

他分明还是那个年轻的王蒙。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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